课程论文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例，剖析政治思想里的书生气.docxVIP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例，剖析政治思想里的书生气【内容摘要】学术是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所，但处在民国那样的悲情乱世，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却无法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他们除了本职，还不时地从政论政，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许纪霖先生把民国知识分子参政模式概括为三种，一是加入政府，成为职业官僚；二是议政，相当于“独立政论家”；三是组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坛上，涌动了一股“学者从政”的浪潮，胡适、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史学家蒋廷黻、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著名经济学家何廉都是个中代表。其中最典型者当推胡适，在政治哲学的传播和学术领域的开创方面，胡适都走在时代的前列。◇丁文江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到了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新的条件下，这一传统又被赋予了新的特色。所谓新的条件，一是国难日深，民族生存的危机渐趋严重，二是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已远非过去的士子可比，他们多半接受了西方式教育，在新的视角的观照下，中国政治之污浊、民生之凋敝是无法忍受的。所谓新的特色，是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更加强烈，具有更强的主体性。丁文江堪作代表。丁文江，中国地质学的奠基者，发表政论文字时常用“宗淹”的笔名，以示对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的崇敬。1923年8月，他在《努力周刊》上发表了《少数人的责任》一文，文中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他宣称：“只要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中国的前途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据朱家骅回忆，丁文江面对当时混乱政治的看法是：“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他认为“只要有几个人，有不折不回的决心，拔山倒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会一变。”正是基于这一立场，他置众多朋友的劝告于不顾，出任了孙传芳治下的淞沪商埠总办，雄心勃勃地擘画发展“大上海”。◇翁文灏说道书生出而应世的动机，一种旧的心理定势不能不提，这就是中国士子根深蒂固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翁文灏颇富戏剧性的出仕经历很有代表性。翁文灏，著名地质学家，比利时留学归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在和政治的关系上，翁和胡适、丁文江都是有所不同的，他是一个科学救国论者，对政治和做官全无兴趣，即使偶尔写点政论文章，也是应朋友之命而作，所以，1932年国民政府征召他为教育部长时，他坚辞未就。但一场意外的车祸改变了这位书斋学者的命运。蒋介石得报后，命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并延请国内名医会诊，终使翁文灏转危为安，这个时候，要翁文灏这样的淳厚君子拿出勇气去拒绝救命恩人的征召显然是不近情理的。“知遇之恩”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仍然是过于沉重了，正如傅斯年曾经说过，他这一辈的读书人虽受西方教育，但安身立命仍然是中国式的。最难消受明主恩，就这样，在感恩情结的驱动下，翁文灏这位被认为是“一国之瑰宝”的杰出学者一步步走到了政治的前台，从国民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到行政院长，演出了一幕“科学家错位”的悲喜剧。◇胡适俗语曰：看人挑担不吃力，知识分子也许论政是一把好手，可真要他进行实际运作，它就立马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从“有点道理”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中间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其责任是否全应由知识分子来负呢？这一时期从政的学者中，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其依赖的资源只有专业素养和学术声誉，政治生活远远不如在学术领域得心应手，胡适即为显例。与丁文江不同，胡适一向提倡对政治保持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即书生可以论政，但只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做一个独立的政论家。然而形势比人强，日本人步步进逼，即使是抱着低调论的胡适也已看出，一场大规模的为民族争生存的战争是不可避免了。胡适素来自诩“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但在民族危机面前，首要的是有才干的人出来做实干之臣，1938年7月30日，胡适写信给妻子说，过去曾发愿“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那二十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早就抛弃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么？……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结束时，我一定会到我的学术生活去。”同年，他在出访途中接到驻美大使的任命，给妻子的信中又说：“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就在任驻驻美大使期间，他在赠给参加中美借款谈判的银行家陈光甫的照片上题诗一首：“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的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语气有些苍凉，但细心品味，其中是否夹杂这一种救国救世的自豪呢？蒋介石选中胡适做驻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