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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与方言是乡土文学优胜点 　　乡村，是主要的方言流通区，在乡土题材的文学创作中以方言俗语来表现它的细节，来贴近它的生活，可使作品更加鲜活，更加有味道，也更加有特色。当然，这样的方言运用不是照搬原话，以致造成阅读障碍，而且有许多方言也无法直接落实成文字，它必须与普通话交相融合，这样的语言落实到文本上，不体现为发音的不同，而是以其独有的语言逻辑、思维方式，以其独特的语气、习惯、修辞来承载地域风俗与特色文化。在这种创作实践方面，“山药蛋派”是一个典范。山西的作家，从赵树理到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再到目前活跃着的一批年轻的作家，发扬和流传了这样的写作方式，取得了实绩，产生了影响。当然，在世界文学广泛交流的现状下，他们也尝试着更多的方式，并且形成了多元化的创作局面，然而最能显示成绩的，还是这样的乡土文学。比如近年来连续获得赵树理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李骏虎，在“城市”多年、“现代”多年之后，逐渐将笔触转向乡村，以方言书写细节，打开了一个更加开阔的创作局面。本文将对其长篇小说《母系氏家》进行分析，以作以上观点的诠释。 　　一、方言俗语是流动的讯息 　　方言和俗语是分不开的。许多俗语都是在某个特定的方言文化背景之下产生的，离开了这样的土壤，就没有这样的说法与效果，正如网络催生了许多新词、新话一样。同时，方言俗语不是赵树理笔下李有才的板话，它们是没有版权归属的，其原创者是共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所有人，而且它们不是刻板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使用中创造、在创造中流传的。其一大特色是运用修辞，这些修辞有的是已经命名的，有的依然无法归类。最显见的修辞是比喻。比如给兰英拉皮条的老金菊表述自己出身的不好，说：“我出嫁时我娘给了我一对银镯子，轻得跟麦秸编的一样”。这话一看，就知道这个故事一定不是发生在江南。人们总是习惯于拿最熟悉、最普遍、最亲近也最易想到的事物来作比，因此，作物，是可以为人物定位的，也因此，仅凭一句话，就反映了一部书的地域特征。后面的故事中有一句俗语与此形成了对照。红芳决定要贩苹果，跑到邻居家去借秤，邻居婶子说：“红芳呀，不收秋不打夏的，你戴这么个大草帽子干啥，我都没认出来。”——“不收秋不打夏”，透露的还是一年收割两季的北方地域特征，所谓“打夏”，意即收麦子，与“麦秸”正相呼应。 　　俗语又因表达需要与作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母系氏家》中最惯用的一种是“隐语”，一种“话中话”的说话方式。比如兰英和长盛第一次偷欢，兰英“先放下枕头，再铺好被子，最后把自己脱光，钻进被子里去。长盛呆呆地看着，不解其意。兰英睡好了才说：‘要做夫妻就正儿八经做，别急急火火像做贼。’长盛笑了，心说这媳妇子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兰英呵斥道：‘你还不脱，等着过年啊？’”——“等着过年啊？”这样的话，有意义？还是无意义？反正她就是不直说，她就是要遮着，而她又不是故意遮着，这不过是大家在面对“慢人”的时候所习惯的一种修辞而已。后来兰英做了婆婆，与儿媳妇不和，儿媳妇红芳对别人说：“我跟上人去河西贩苹果，闲着也是闲着，省得在家里让别人的眼窝不好受。”虽然未指名未道姓，也没有讲一件让她不开心的具体事，但是听者一听便能够明白，这也是一种“隐语”的效果，这种简洁的沟通，是大的文化背景在人们心理上产生投射作用的结果。 　　对于浸淫于一个大的地域文化语境之中的人来说，许多话是不用明说、直说的，对话人之间由此产生了一种可以“意会”的本领，虽然外人听来跳跃性极大，同一环境里的人却是可以听懂的。当兰英一家决定抱养兰英哥哥的孙子之后，女儿“秀娟问她妈：‘我舅舅那里说定了吗？’兰英说：‘那是我哥，又不是外人，他还要咱的钱啊？’”——正是由于对方是娘舅，所以秀娟不好直说。不想后来舅家还真要钱了，却也因是亲戚而没明说。兰英领着儿子、儿媳、女儿一块儿到了医院，兰英见外甥媳妇不舍得孩子，就对嫂子说，别急着出院，养好了再回去。“嫂子说：‘不了不了，这就回啊，就等你们把娃抱走呢。等下就办出院手续。’兰英看她一眼说：‘福元装着钱哩。’嫂子就吩咐她儿子：‘你去和福元把住院费算了。’”——一方含蓄着说，一方就挑明了表明自己有准备、很坦荡，互相都照顾了面子，给了个台阶下。然而这个事情还没结束，背着兰英，舅家又让福元出两千块钱“营养费”，福元一时没带那么多钱，只好出去借。舅舅回到病房，依然用了心机，不说福元借钱去了，只说住院费福元已经交了，手续还没办完。——住院费都交了，那还有什么手续没办完呢？如果说前面的“隐语”是为了提醒对方，这里这样说就是欺瞒了，可是，这也是生活中时常会发生的事情，是一种说话的艺术，只是，此时的动机不再有给对方台阶下的成分，而纯粹是为了给自己遮脸了。 　　“隐语”而外，还有说反话的时候。红芳煎药治不孕，兰英对药味过敏，可又渴盼着抱孙子，只好“难过地躺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