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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社会伦理诉求 　　摘 要：随着陌生人社会的来临，以往在熟人社会所遵循的亲近性道德已失去了它的魅力。针对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冷漠、麻木等道德滑坡现象，陌生人社会向道德提出了新的伦理诉求，即：“陌生人”伦理。移情为实现亲近性道德向“陌生人”伦理的飞跃，提供了新的突破口和捷径。 　　关键词：移情；陌生人社会；陌生人伦理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057-02 　　当前，随着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推进，中国正步入“陌生人社会”。这体现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感受到新生的喜悦和希望；但随之而来也有人际交往的信任危机、见死不救、冷漠旁观等道德困惑，这种现象发人深思。 　　一、由“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 　　“熟人社会”这一概念，是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来的，在熟人社会中人们主要是通过自然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来产生联系的，人们之间讲的是亲情、交情，道德伦理调节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因此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行为规范都被打上了宗法血缘关系的烙印。当今社会正在经历一场“陌生化”的蜕变，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美国著名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认为在“陌生人社会”中流动性增大，多数的社会交往行为发生在彼此互不相识、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间。人际关系主要由伦理关系向金钱关系转变；由熟人社会的规则向陌生人社会的规则——冷漠、提防、少管闲事等转变[1]。过去在熟人社会中人们注重的是面子和熟人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种形象的维护。伦理道德也就长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传统的伦理道德只是在较小、较封闭、较紧密的共同体内才能更好地发挥规范作用，在开放、流动、松散的陌生人社会这种规范作用就形同虚设了。因此这大大降低了对自身行为的反省。 　　对此有人建议，我们应该回归中国的德治传统、诉诸儒家教育，以修身养性来成就一个贤者完人的伟业，或是订立新的“三纲五常”，在旧瓶装新酒中让现代人即使在一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今天也能拥有一种价值皈依和精神寄托[2]。但这些对德治的呼吁和对品质的召??，其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对时代的变迁和语境差异的漠视。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社会最大的特点表现在，这是一个现代化、民主权利意识高涨的、宏大的陌生人社会。对此就有人把眼光投向了法律，试图通过法律规定道德内容来实施道德约束。“小悦悦”事件的发生，曾引起整个社会关于“见危不救”是否应该立法的热烈讨论。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李军指出，“由于大量的道德事件出现后，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将其归结到法治的不健全，很容易就引起一种惯性思维：什么都立法，什么都归罪。出现问题就立法，立法之后又出现问题，然后再讨论立法的“恶性循环”。所以他认为“小悦悦”事件中的18个路人的冷漠行为本来就是一个道德范畴问题，而且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法不责众”之说，以社会普遍没有达到的标准来定罪是不适合的。所以“该法律管的归法律，该道德约束的还是给道德来解决”[3]。笔者也极为赞同这种说法。其实对“18个路人漠然走开”的解释可能有很多，但“冷漠现象”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伦理困惑。所以在“陌生人社会”中建立“陌生人伦理”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迫切诉求。 　　二、“陌生人社会”的“陌生人”伦理 　　在亲近性道德中“熟人道德”、道德“亲密圈”等现象都蕴含着明显的道德排他主义立场（或倾向）。所谓的道德排他主义，就是在伦理生活中优先考虑自己、家人和朋友，对他人尤其是匿名的陌生人表现出怀疑、拒斥或极度的不信任[4]。大多数人对熟识者往往都热情接纳，而对陌生人则采取高度警觉的心理和防范的态度。不过，这种由情感“亲密圈”直接推出道德“亲密圈”的逻辑，却从根本上违背了伦理道德的本性。因为对陌生人的种种冷漠和歧视，不仅容易使自身受缚于“陌生”而不能成为被关照的对象，“我”的存在也因此而发生蜕变，即当“我”不再将“陌生人”视作伦理对象时，“我”自身也将失掉作为伦理主体的意义，不再是伦理存在。由此陌生人“相遇”就不再是简单的认知问题，而形成超越认知空间的伦理价值判断[5]。这表明陌生人之间的伦理，不仅仅需要认知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做到在情感基础上道德伦理的迁移。在熟人社会中“熟识”被当作互相信任并获得特殊的价值评判的基础。然而陌生人保持着陌生关系，冻结了距离，防止着亲近。因此陌生关系先天带有心理上的隔膜与疏远。在心理层面上人们对陌生人的怀疑和抵触依然没有得到改善。“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凡事“置身事外”成为多数人的行为准则，这极大地阻碍乃至破坏正常人际交往的开展。 　　当然每个人都有固定的生活圈子，这个圈子的存在及其意义是确定的、不可替代的，这是他（她）理应获得特殊义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