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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 记录苗寨里“传承”故事 　　2013年8月2日-10日，佳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组沿着三年前苗族非物质文化保护的足迹再一次踏上了旅程，回访苗绣专家和苗族银饰的传承人，再次续写三年间的传承故事。与初次拍摄时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不同，这次回访更关注“人”也更关注三年来的变化。 　　“青出于蓝”的苗族银饰传承 　　杨光宾和杨昌杰父子是2010年佳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组拍摄的镜头中矛盾冲突最大的一对父子。父亲杨光宾是苗族银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年近60。三年前还要以种地为生的他，现在已经只需要靠手艺吃饭就可以了。杨光宾现在每年都能够收到从各地的博物馆发来的订单，一套完整的传统苗族银饰造价能够达到12～13万元人民币。他谈到三年前，佳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组拍摄时的那套银饰，不无遗憾地说：“你们拍摄的那一年，我把它拿到广州去参展，就被人买走了。”提到那些被买走的银饰，他想到了当年自己父亲亲手制作的那些连照片都没能保留下来经典制作，潸然泪下。也正是为此，他才特别感谢佳能，在他这一代，已经用影像完全记录了他的手艺和所有代表作品，对苗银锻制的未来传承，也算是了了他的一桩心事，肩上的担子轻了些。谈到他自己的作品，不无感慨：“也就再做一、二年吧。年岁大了眼睛和手都不行了，现在我做的东西和手艺都是为了传下去的，能做一件是一件吧！” 　　三年前正是在佳能举办的苗族非遗保护影像展上突然意识到文化传承的责任，也刚刚意识到父亲手艺宝贵而从深圳返乡学艺的杨昌杰对于如何发展苗族银饰这项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技艺与父亲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杨光宾认为应该坚持制作原汁原味的传统苗族银饰，但儿子确认为，制作能够配合现代人服饰的新样式银饰是可持续发展下去的方向。三年后，他们再次面对佳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组的镜头时，双方的态度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父亲杨光宾在坚持让儿子稳扎稳打地学习传统银饰制作技艺的同时，不无自豪地说：“他（杨昌杰）还是蛮上进的，自己去交流、学习一些其他的民族传统技艺，而且还上学，进修艺术类课程。希望在他手里苗族银饰能够发展下去吧。”当问到儿子杨昌杰对于传统银饰和市场化银饰的看法时，他提出了“以大见小、以小见大”的观点：“其实，我现在做的这些适合现代人佩戴的银饰的就是把传统银饰的一些代表性元素独立出来制作成小型的银饰便于佩戴而已。比如说，蝴蝶妈妈、荆棘鸟、阴阳鱼等等。同时我可以把这些小部件做得更加精美、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当这些象征性符号慢慢被大众接受后，我可以再次把他们还原成大型的工艺品，从而让苗族的文化真正成为高端艺术品。”杨昌杰一边拿着自己制作的一个镶有青花瓷片项链坠，一边面对摄制组的镜头讲述起了他拜访景德镇的制瓷民间艺人后，将二者完美融合的故事。下一步他还准备把一些木雕也嵌入其中。 　　父子三代的传承在西江千户苗寨中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铺面里继续演绎着。 　　博物馆中的“苗疆故事” 　　曾丽，一位苗绣的私人收藏家和苗绣研究的学者。在她开办的贵州民族民俗博物馆的顶层会议厅里，这个秀美的女士娓娓地讲述了一个三年前的故事。曾丽女士的父亲曾宪阳老先生曾经是贵州某媒体的记者，上世纪50年代到贵州各地采风，拍摄了一组记述苗寨风貌的图片。曾丽前几年踏着父亲的足迹回访了这些地方，但是父亲镜头里唾手可得的多情而美丽的“苗女”在寨子里已经不复重现，只剩下了老爷爷、老奶奶留守在寨子里面，年轻人都已经外出打工了。一天她在稻田里看到一位劳作的老奶奶，特意把她请出来，让摄影师拍摄她劳动时的服饰。之后，老奶奶又把她带到了家里，拿出了一套儿媳妇从城里为她花了700多元购置的机绣的苗族盛装。曾丽请老奶奶穿上，为她拍照，但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肯穿。最后只好曾丽自己穿上，供摄影师拍摄。此间，老奶奶的脸上一直流露出异样的神色。拍摄完毕后，曾丽和老奶奶聊天才知道，刚才穿的那件衣服是老奶奶为自己准备的百年以后的寿衣。而此前老奶奶用毕生精力手工缝制的苗族盛装已经被出售了。曾丽谈到此处黯然神伤：“现在再想收购到精美的老绣片已经很困难了。老人们眼花、手抖，拿不了绣花针了，年轻一代学习者寥寥。很多绣法都已渐渐失传。苗绣绣片中的蝴蝶妈妈和水泡的故事、生殖崇拜的图腾也渐渐很难有人再读懂了。” 　　博物馆中陈列的每件绣品都默默地讲述着一段段人生，讲述着苗族这个古老民族的哲学故事。佳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组在记述曾丽女士讲述每件珍贵绣品讲解的同时，也探寻到了不少珍藏了上百年却依然艳丽如新的珍贵绣品。 　　谈到对于苗绣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曾丽女士将保持原始风貌和市场化两条看似南辕北辙的道路恰如其分地结合在一起。她认为：像佳能这样能够认真严谨、原汁原味地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打下了最坚实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