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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引入公共批发市场制度可行性及政策建议 　　关于生鲜农产品流通的政府规制，以传统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欧美模式和以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后发展国家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有着明显的不同特征。日本是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其中央批发市场制度，对生鲜农产品流通也具有一般性的理论意义，不能看作是个别国家的特例，也不能看作仅仅是生鲜农产品流通中的一个批发环节。韩国完全移植了日本的这一制度。日本和韩国在政府设立中央批发市场之前，生鲜农产品的流通也是经由各地的批发大市场，和我国目前的状态类似。虽然政府也不断对批发市场进行干预、规制，但价格暴涨暴跌、商人囤积居奇操纵市场、业者间恶性竞争的事件仍经常发生，食品卫生也频出问题，无法保证国民安定的饮食生活。自中央批发市场制度建立后，基本解决了上述问题。 　　一、日本中央批发市场制度评价 　　日本各大城市的中央批发市场是由中央政府依据《批发市场法》审批开设，由地方政府建设、管理和运营，具有公益性质。实践证明是颇为有效率的生鲜农产品流通制度。 　　中央批发市场是一个能够迅速出清的典型“市场”，这一微型市场系统，集散货物、形成价格、结算、提供信息等主要功能俱全。使这个系统有效运转的是以下五个关键环节： 　　1.无条件委托销售。这使市场具有公共性、公开性，从而形成公正的价格，防止了批发商投机、囤积居奇，避免价格暴涨暴跌；又为零散的生产者提供了稳定的公开销售场所，为消费者提供持续、稳定的生鲜食品。 　　2.竞拍交易。由于场内批发商不可以拒绝任何发货者的委托，而生鲜商品难以贮存，注重鲜度，所以批发商必须在短时间内把大量易变质的商品迅速处理掉。拍卖的方式通过买卖双方的适当竞争形成公正的市场价格，使市场迅速出清。 　　3.准入制。维持适度竞争，便于监管。 　　4.固定佣金制。可以杜绝批发商肆意收取费用的行为，从而稳定了价格。批发市场的法令和规定使市场内分工明确，各方互相制约，市场价格不至于被任何人左右。 　　5.现款支付。保证销售货款迅速确实地支付给发货者，保护发货者的利益，使其避免承担呆账的风险，从而增强了市场的商业信用，并可以节省中间费用，加快资金周转。 　　中央批发市场制度适用于生产和零售集中度较低的市场结构。产地组织、生产者、流通业者、零售业者等交易量都是较小规模时，中央批发市场制度才是最有效率的，买卖集中原理体现的最充分。当生产和零售的集中度大大提高后，出现直采直销的渠道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批发市场制度必然消亡。荷兰以这种古老的拍卖方式可以应对高度发达经济社会的生鲜农产品流通，足以说明这种方式的生命力。而日本的问题是，当社会经济大背景发生变化后，公共批发市场的制度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只是一味地放松限制，疲于应对表面问题，破坏了批发市场系统的内在机制。这也可能是政府机构行政化管理的通病。 　　二、我国借鉴日本中央批发市场制度的可行性 　　第一，供给方面的条件。我国农业生产的小型分散化，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批发市场在生鲜农产品流通体系中仍将是主渠道。我国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的大国，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差距很大，少数大型企业和大量中小企业并存。抛开农超对接的这一块流通量，其余的经由批发市场，也足以支撑市场内批发商和中转批发商的收益。尤其是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批发市场的主渠道地位仍将长期持续。 　　第二，需求方面的条件。动摇日本传统的中央批发市场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80年代-90年代消费者直接购买生鲜食品的比重大幅度下降。日本国民饮食消费支出额中，直接购买生鲜农产品只占20%，加工食品占50%，外食占30%。我国目前消费者直接购买生鲜农产品在饮食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平均46%左右，在外就餐占20%左右，这一构成比多年来比较稳定，尽管2010年食品支出额比2003年翻了一番，但构成比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变化。经济欠发达地区生鲜食品支出比重高于发达地区。也就是说，我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会发生日本80年-90年代出现的生鲜食品消费支出绝对量的减少而导致中央批发市场交易量减少的状况。 　　第三，流通技术方面的条件。从日本的经验可以看出，流通技术的进步会打破商品本身特性的制约，从而使中央批发市场原有的机制受到影响。例如蔬菜水果的保鲜技术可以使其适合库存，冷链的形成使其可以长途运输，电子化交易可以使其商（流）物（流）分离。 　　而对于我国而言，生鲜食品流通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冷链还没有形成，尽管随时可以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但在全国普及这些技术并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做到的。在这之前，流通中采用这些先进技术，成本必定是高昂的，“买贵”也是注定的。避免库存和长途运输可以降低流通成本，抑制生鲜食品价格过快上涨。更何况我国经济二元结构的特征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面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