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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冬放注重实际调研银行家 　　丁冬放早年投身革命，是一位出色的革命家，中国金融出版社老社长冯春霖在纪念他的文章中曾追忆：“由于长期革命斗争的磨炼，丁老具有非同一般的坚韧性格和思想作风。1930年上海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中有他的行踪，1934年国民党监狱的政治犯花名册上有他的大名，延安宝塔山下的抗日健儿中有他的身影。” 　　后来，随着革命形式的发展，丁冬放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成长为一名出色的银行家。他注重调研，工作密切结合实际，在全国解放后，曾任人民银行东北区行副行长，人民银行总行信贷局局长、办公厅主任、行长助理、副行长等职。 　　一 　　1956年11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全国信贷结算先进工作者会议，会议由时任行长助理丁冬放主持。会议期间，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当代表们???列好整齐队伍静候时，毛主席等领导人走了过来，丁冬放赶忙走上前去迎接。毛主席见到他，满面笑容脱口而出他的名字，接着又亲切询问丁冬放当时正任何职务，丁冬放都微笑着大大方方地一一作答。 　　与会的人也是一阵惊奇，毛主席竟然那么熟悉、关心我们的丁助理！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在1958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上，饶有情趣地问会上的同志是否知道中国的合作化问题是谁最先提出来的。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人回答，毛主席便笑着告诉大家提出者就是丁冬放，是丁冬放在1943年写的一份调查报告中，讲述了边区政府在苗店子开展的变工互助，而这种互助是带有合作社性质的劳动组织。 　　毛主席所指是丁冬放于1943年春写的一篇名为《苗店子调查》的报告。那时，丁冬放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国经济组任副组长。这个机构是1941年六七月间由原马列主义研究院改组而成，下面设了十几个研究组。毛主席一直很重视这个机构，1942年1月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时，毛主席找了研究室里的陈伯达、邓力群、张仲实、丁冬放、于炳然到杨家岭的中央办公厅二楼会议室谈了两个多小时话。在讲到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时，毛主席谈到在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领域，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上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当时，在座的五个人中只有丁冬放一人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所以对他的震动和影响很大。他这个1929年入党，在上海地下党里一直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革命活动家，先后担任过中共沪西分区区委宣传部负责人、上海科学研究会研究部副部长、左联盟总小组长和互济会小组长，也曾写出了许多论述中国经济的文章，对于揭露国民党四大家族的经济垄断，起到了一定的任用。但是，有什么像毛主席说的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上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于是，他便对边区当时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扎根于陕甘宁边区时期安塞县苗店子，对那里农业生产中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变工队、扎工队，以及它们进行的人工换人工、牛工换牛工、人工换牛工等互助协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认为其已经具有了合作社的性质。虽然这时的这些互助合作还是一种初级的形式，但已显现出来它的优越性，认为将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可以逐渐提高其集体化程度。这篇《苗店子调查》写出后，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马上指示让新华社转发到各个解放区，并当即在《解放日报》和各解放区的报纸上全文发表。如今，这份调查报告仍保存在延安革命历史博物馆里。 　　丁冬放对延安的经济研究，另一次是体现在1943年“关于稳定边区货币”的大讨论中。当时，由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长期实行封锁禁运政策，使得边区经济十分困难。后来经过大生产运动和一系列的相关措施，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禁运。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斗争过程中，由于生产资金投放量过大，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通货膨胀。如何在打破封锁禁运过程中逐步实现通货稳定，在延安经济学界中掀起了一场双方都很强势的大讨论。讨论的一方是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曹菊如、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他们认为，可以适度地、有计划地施行通货膨胀，利用我方的物价，可以吸引敌方一些日用物资运进来，刺激我方的一些物资通过某些渠道打进国统区去，再通过灵活的限制汇兑，在不断调整中求取货币的相对稳定。另一方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顾问、著名经济学家黄松龄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丁冬放与留美经济学家王思华，他们主张先求稳定物价，在稳定中求发展。丁冬放认为必须先设法稳定住物价，使人民生活稳定、生产力得到大发展，然后将生产出来的大量的盐和其他物资输入到国统区去，以换回来更多的法币，从而也就有了扩大货币发展的充分准备金，他为此撰写的《陕甘宁边币问题》充分地阐述了这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