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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时期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基于代际视角 　　【摘 要】经济转轨时期，任期限制和以经济增长为考核指标的晋升激励形成了地方官员特有的“政治生命周期”，客观上造成了地方政府与经济社会的代际结构的不一致，是导致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的重要原因。从代际维度了解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的表现，探索纠正此类问题的对策与途径，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地方政府环境规制 任期限制 晋升激励 代际 　　1.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主要是指地方政府为维护公众的环境权，依照国家相关法律制度和行政政策，对企业环境污染行为的管理和监督，是政府规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但近年来我国环境治理的实践表明，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的过程中并不总是有效的，即存在着环境规制的失灵。 　　从代际维度看，环境治理的影响，不仅作用于当代人，对后代人的效用也是客观存在的，环境规制涉及到成本和收益的跨期分配，而地方政府的现实环境规制决策通常倾向于短期的成本收益计算，忽视了规制的长期影响。这在我国环境治理的现实中，具体体现在资源的严重浪费、环保的投入力度不足、对排污企业监管力度不够、地区间有效合作治理的缺乏等方面。 　　经济转轨时期，地方环境规制面临着多重的影响因素，其中，任期限制和以经济增长为考核指标的晋升激励，形成了我国地方政府的代际结构和地方官员特有的“政治生命周期”，二者与经济社会的代际结构的不一致性，刺激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倾向，是导致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的重要原因。 　　在有限任期的条件下，晋升激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决策行为的价值取向。经济转轨时期，在中央强调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增加的晋升考核激励下，地方官员有着强烈地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愿望和动力。为了能在有限任期内最大限度地体现出本届政府的政绩，地方官员倾向于依靠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重短期经济利益而轻长远的环境利益。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张军等（2007）指出，官员退休制度和高级官员异地任职制度，对我国的官员治理模式有着深远影响，二种制???目的都在于借助任期限制来克服地方官员的惰性、减少腐败，其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官员任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倒U型特征。对中央而言，能将地方高级官员的任职时间维持在五年（或者一届）左右而不是更短，似乎是最佳策略[1]。徐现祥、王贤彬（2010）实证考察了任期制和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政治投资周期的形成、提高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努力程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 　　现有研究为我们分析转轨时期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本文从代际维度出发，探讨有限任期和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的决定性影响，并寻求现实对策。 　　2. 转轨时期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的现实表现 　　2.1 对排污企业监管不力 　　由于企业产量增加对解决当地的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作用明显，由于企业排污行为导致的环境损失，在一定时期内很难有效测算，出于任期内经济收益最大化的驱动，以及“政治生命周期”内政绩表达和政治收益最大化的需求，地方官员在其应承担的环境监督职责方面，通常存在着严重的弱化，对本地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往往采取放任的态度。 　　2.2同一地区内上下届政府代际间环境规制合作供给的矛盾。 　　即使是在同一地区，由于代际间市场的缺失，上下届地方政府对于环境规制的合作供给也存在着矛盾。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观点，政府官员也不能摆脱理性“经济人”的特质，其行为选择的出发点仍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环境的治理和维护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然而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过程中，不存在代际间的谈判市场，对各代投资人和受益者的责任和义务形成明确的规定和有效的约束，有限任期的地方官员通常不会主动地补偿上一届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投资，他们更倾向于将任期内的财政收入投入到能够获得短期回报和收益的领域。 　　即使未来一届地方政府实现了环境规制投资的代际补偿，也未必能够对前几届的地方政府产生有效的激励。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地方官员会意识到自己在下一任期中可能会异地交流，也可能会异地升迁，未来届地方政府对本届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投资的代际补偿并不能对地方官员本身产生直接收益。 　　2.3相邻地区环境规制的代际合作供给矛盾 　　与同一地区内的地方环境规制相比，不同地区间地方环境规制的代际合作供给难度更大，地方政府的角色更为复杂。 　　环境治理的公共性、外部性等特征，造成了环境规制的成本和现实效果难以货币化、地方环境规制的利益相关方难以界定等现实问题，特别是在跨地区的环境规制合作供给中，由于区域间外溢性和搭便车动机的存在，环境规制成本的补偿的主客体和补偿标准都难以确定，各方利益很难协调和平衡，环境规制的跨地区合作难以较好地实现。 　　从代际维度考虑，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