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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场与社团组织的关系处理论文 关键词：社团组织 NGO 报道议程 新闻场 摘要：新闻生产的社会学分析，除了最常见的政治、经济等视角外，在社会结构转型的现代社会体系中，尤其需要关注各种社会性组织的影响。因为，媒体对于新闻价值和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可信度的判断，会影响他们如何以及何时报道。在很多时候，这种判断是有特定语境的，往往与非政府组织独特的公共传播策略有效性相关。但结构性的变量仍然是显见的，比如媒体对半官方性质的NGO往往有较高的关注度，并且很少对这些组织提供的信息持质疑态度。 在现代社会，每一个组织、每一个群体甚至每个个人在争夺利益或者权利时都会尽可能在舆论场占据先机。而舆论的引导和控制，又正依赖于信息传播的全面、准确与公正与否。一旦信息占有不全面、不准确，那么舆论的生成也会发生偏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代社会，谁占有了媒体的主导权，谁就占有了话语权，谁也就拥有了合法性。这意味着，在当今这样一个传播依赖性的社会（communication dependent society），任何组织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媒体。 对于对新闻场域的分析，除了要分析的政治、经济、知识分子以及新闻场内部的权力之争外，我们还需要分析各种企业、利益集团（如各种娱乐机构、体育团体甚至黑社会组织）以及现代社会新生的各种NGO组织（如消费者运动、红十字会、宗教团体、妇女权益保护组织、青少年组织、环境保护运动、学生民主运动等环保组织、弱势群体保护组织等等）的媒体公关力量。 毫无疑问，每一个组织的活动的宣传，都需要设定一个议题，那么，各种社会团体是如何设定媒体策略，通过媒体建构一个社会议题，并将自己的“解读框架”呈现于媒体之中，从而赢得议题主动权？而媒体又是如何选择报道，是如何呈现各种社会活动的镜像呢？下文我们将通过两个有代表性的案例来分析。 一、NGO及其媒体运作策略 NGO是在有限政府、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三元社会结构框架中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它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传统的通过政府体系统一实现公共事物管理的“统治”模式，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显出了种种无效和弊端，人们不断对“统治”下的社会秩序作出反思，探讨多元主体、社会自治的“治理”型秩序的呈现。NGO和公民社会理念在现代社会的复兴，正是在治理秩序的背景下出现的，它体现了多元社会自治的治理观念。所以NGO不仅是为了承接政府办不了的事情，作政府的帮手、公益事业的补充、更多社会资源的筹集渠道等等，它是社会自治的独立主体，体现了新型的治理理念。NGO作为公民社会的组织形态，是多元化的、决策分散的、在公民的参与和表达中形成的社会自组织形式。 NGO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级还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种回应，NGO迅速成长。非政府组织已被列为与“企业—市场体系”和“政府—国家体系”并列的第三体系，即“非政府组织体系”。正如全球非政府组织研究的权威学者莱斯特.M.萨拉蒙教授所说：“我们是置身于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之中，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据调查，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如此庞大和活跃的非政府机构（NGO），是与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制度结构相配套的。 NGO在中国有三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产生的GONGO（政府组织的NGO），具有较长的历史和“半官方”的特色，它们是政府主办的或者由政府派出人员担任主要职务的非政府组织，例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些GONGO经常是有正式注册的组织，有着明确的行政等级，志愿者也主要依靠行政的动员方式来参与，带有鲜明的政府性质；但同时也为志愿者的参与提供了正式和合法的渠道。另一种多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的草根NGO，它们多由民间人士自下而上发起，直接从事公益服务或者组织社区行动。这些草根NGO缺少正式的组织，人员经常流动，但是却能相对自治，并且参与者有较强的志愿参精神。第三种是国际性的NGO，世界上最重要的NGO最有中国开展活动。因为中国政府对社团甚至整个非营利部门，依然采取控制型而不是发展型的监管策略，是以中国的社团并不发达，发展也很艰难。据悉，目前全国稍具知名度的民间自发公益类NGO大约在300家左右。 国内学者曾繁旭认为，不同类别的NGO往往有不同的媒体互动方式。以环境NGO为例：官方背景的环境NGO，比如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通常缺欠与媒体互动的有效方式，主要依靠行政化的媒体动员。草根环境NGO，如自然之友、绿家园和地球村，则得到媒体非常多的关注，在这几个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