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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讼”法律文化观重建 　　一、传统“无讼”法律文化概述及其产生的根源解析 　　“无讼”，是相对于诉讼而言的，“无讼的直接含义是没有或者说不需要争讼（诉讼），引申为一个社会因没有犯罪而无需制定和实施法律或者虽有则搁置不用。”[1]中国传统的“无讼”法律文化观的本质是统治阶级出于阶级统治的目的，使民不争，维护社会的安定，而培养的一种法律意识。该法律文化产生的历史原因，总得来说在于古人“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观和儒家“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而架起它的物质基础则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和与此相连的宗法家族制度。 　　（一）传统道德观念是“无讼”文化产生的思想基础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观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的独特产物，而孔子则成为“无讼”文化的奠基人和倡导者。孔子所说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一般被认为是“无讼”形成的思想文化根源，其基本含义是没有或者不需要诉讼。孔子的“无讼”观“说明儒家会儒家所追求的是一个没有纷争的和谐的社会。”[2]汉代以后，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改进和发展了自孔子而始的儒家学说。从此，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主流文化。“德主刑辅”和“三纲五常”等主张成为封建社会法律观的主干原则。“无讼”思想得到确立和发展，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追求。总体而言，儒家的“无讼”思想包括如下内容：和合观，讲求天人合一，礼法合一，推崇礼，讲求道德教化，反省内求，重人伦，轻法律。 　　（二）小农经济是“无讼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 　　一种思想观念的长期盛行，必然有其一定的经济基础。在中国，小农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小农经济使“乡村里的人口似乎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3]，这也导致了家族制度的发达和儒家思想的盛行。乡村是一个狭小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村民世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很少和外界交换东西，这就消除了纠纷产生的经济基础。同时，在一个封闭的熟人社会里，以“五伦”为核心的儒家伦理也很容易被接受，而对所有人、所有事都???一视同仁”的法治精神则较为陌生。这就导致了纠纷产生后民众宁愿选择调解，息事宁人，而不愿受诉讼所累，影响到日后的生产与生活。 　　（三）宗法制的家庭结构是“无讼”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 　　与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相伴随的是以地域、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一方面，封建大家庭是社会生活和生产单位，家庭成员不具有独立的人格，与其所属的大家庭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通过稳定家内秩序达到巩固国家统治的目的，官方承认了家族法的效力。因此，家长制的宗族制度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起着缓冲法律对乡村秩序直接冲击的作用。对于家庭纠纷，通常家长作为调停者加以调停。这种调停，“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大家相互忍让、体谅，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尽量避免纠纷的发生；即使发生纠纷，也要相互妥协，和睦相处。”[4]中国古代的家族与政治的高度结合，造就了国家承认家长、族长自主治家之权。[5] 　　（四）君主专制统治是“无讼”文化产生的政治基础 　　在古代社会，讼的实践一直被统治者认为是关乎民众对正当权益得以伸张的要求，被视为是对王权秩序的干扰和冲击，法律仅仅是维护君主专制的统治秩序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前提。它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进而影响到当代中国公众，使之产生工具性的法律认同，把法律单纯的视为实现阶级意志和阶级统治的工具，忽视其作为普通公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武器功能。同时，在历代的统治者看来，“争讼”本身是对和谐稳定的破坏，是百姓刁蛮、“人心不古”的表现，都是应当加以排斥和压制的。因此，统治者一方面大力宣传教化、劝讼、止讼；另一方面对“好讼”者采取坚决的镇压手段，决不姑息手软。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当以上三个原因不足以解决村民之间的纠纷的时候，官府通常采取调解、拖延等方式。 　　二、乡村社会的“无讼”之现状 　　不可否认的是，如同上文所提到的明清时期一样，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小农经济的解体，人们价值观念的移位等诸多因素，“无讼”观念的理论基础也发生动摇。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小农经济的解体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科学技术的提高，使得村民之间的联系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密。不再依赖他们的相互帮扶的结果就是村民之间开始变得淡漠。同时，随着外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队伍日益壮大，也突破了以前那种“以村子边界”的活动范围。这一系列的原因致使“熟人社会”的同质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一步也使“无讼”理念失去其赖以存在的基础，纯粹基于“熟人社会”、“碍于人情”的伦理性“息讼”观念已经淡化。正如朱苏力先生所言“中国乡村已经不是‘熟人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