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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后国际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1月12—13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德国发展研究所共同主办的“2015年后的国际合作：欧洲与新兴经济体的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来自联合国、欧盟及德国、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印尼等国30多名官员与学者就2015年后全球发展合作目标、路径、重点及挑战等进行探讨。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十字路口的国际合作与2015年后发展议程 　　联合国“千年宣言”和“千年发展目标”（MDG）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末所取得的共识。“千年宣言”签署后的近15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范围内的贫困状况正迅速改观；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和平与安全问题构成国际合作的主要挑战。尽管“千年发展目标”议程主要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主导，但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正对国际合作的前景和性质产生重大影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在欢迎致辞中呼吁，为2015年后发展所面临的理念和战略挑战提供全面的分析和创新的思维方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陈东晓在总结中强调，应继续建设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全球挑战的学者网络，推进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讨论。德国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伊梅·舒尔兹指出，必须基于既有经验和教训制定既有普世意义又能带来巨大变革的2015年后全球发展新议程；新议程应承认不同的发展需要，同时解决贫困、不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等相互关联的全球性问题。为建立共同身份，全球发展合作的主要平台应从经合组织转向联合国。 　　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吴红波在主旨演讲中介绍了联合国对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设想和目前的各项活动，包括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设立开放式工作组的初衷。联合国尤其重视继续推进“千年发展目标”中未完成的各项任务，并将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统一议程的中心议题。联合国大会主席将于2013年9月就此组织专题讨论。吴红波强调“千年发展目标”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石，2015年后发展议程将是一项具有普世意义的可持续发展议程。 　　吴红波在交流中进一步介绍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的关键领域：首先，重中之重是要特别关注动荡国家及维持和平与缔造和平的相互关系。其次，人权问题应成为新议程的组成部分，但必须在从生存权到政治权的不同层次间实现平衡。第三，尽管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G20）并未就推进2015年后发展议程正式协调，但联合国欢迎G20发挥重要作用。第四，尽管包括建立联合国工作组在内的相关措施正着力应对联合国改革这一薄弱环节，但联合国系统内机构众多，难以协调。最后，新兴经济体应通过应对国内发展挑战和增加对南南合作的贡献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设定中发挥关键作用。 　　二、新全球目标的设定与未来发展 　　因为“千年发展目标”成功地争取到了各国对发展问题和确定共同发展目标的支持，与会者同意设立新的发展目标，但也指出不能简单地更新“千年发展目标”。要推进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一个框架性协议。许多与会者支持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普遍议程。酝酿新目标需要各方共同参与，目标的总体数量不应过多且应明确界定，应更多倾听发展中国家的意见。针对特定行业的目标和与“千年宣言”兼容的目标将受到欢迎。 　　与会者指出，在制定目标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应考虑落实的难易程度。在确认各国动员国内资源完成目标的能力的同时，应积极争取私有部门的支持和参与。援助仍将发挥作用，发达国家应维持援助规模。南南合作将发挥辅助功能，不能取代官方发展援助（ODA）的作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被反复引证，但各方理解不一：有的认为它应被理解为在诸如气候变化的国际协商中发展中国家的更大政策空间，也有的认为它隐含新兴经济体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时应承担与经合组织国家不同的责任。对中等收入国家应对新议程作何种贡献的问题，鉴于其内部存在大量贫困人口，故有学者认为其主要贡献应是解决国内问题，而其他与会者则提倡责任的分担。 　　与会者也围绕援助的未来作用展开了讨论。有学者认为援助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也有学者认为新议程中援助仍应发挥中心作用。这引发了有关援助有效性与发展有效性议题（后釜山进程）对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意义的讨论：有学者认为两项议程的统一将进一步推进全球发展，也有学者认为新的“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并不适合新兴经济体的参与。 　　与会者还围绕2015年后发展议程协商过程中的重要行为体的作用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了解到，欧盟将以开放的心态听取各方意见，欧盟正以开放和包容的方式确立自己的地位。联合国方面的准备工作正在全面进展中，犹以2013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为重点。新兴经济体需要通过与其他全球行为体互动和联合的方式在制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