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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政府最优规模三类模型比较与检验 　　摘要： 　　笔者以1978年至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比较不同模型在相同的样本空间下的估计结果，认为基于“Barro法则”的劳均模型与门槛回归方法对中国的实际拟合较好，其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大约为11%。 　　关键词：政府规模；Armey曲线；Barro法则；门槛回归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作者简介：罗植（1983-），男，河南新乡人，博士，北京市社科院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主要从事公共管理研究；杨冠琼（1961-），男，吉林梨树人，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4-0139-06收稿日期：2012-10-19 　　一、研究综述 　　许多学者通过实证检验估计政府最优规模。Scully（1996）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的最优政府规模约为21.5%到22.9%之间，新西兰的最优税收规模约为GDP的20%。Barro（1990）通过引入政府边际产出将非线性问题线性化，获得了政府最优规模的实证判断标准。 　　政府最优规模的估计模型主要有三类：一是在线性回归模型中引入二次项；二是利用“Barro法则”和Karras导出的实证分析模型；三是直接使用各种非线性回归方法估计最优的政府规模，其中以“门槛回归”模型最为常见。利用这三种方法分析中国经验数据的研究也很丰富。钟正生等（2006）通过检验包含二次项的回归模型，认为中国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倒U型”关系。孙群力（2006）得到的最优政府规模约为10%。蔡芸等（2010）采用类似的方法，从人均的角度进行检验，发现中国地方政府一般性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平均最优规模分别为人均GDP的7%和4.1%左右。杨友才等（2009）采用门槛回归的方法进行估计，认为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其最优规模约为11.6%。陈创练等（2010）用门槛回归的方法进行检验，认为以政府消费衡量政府规模时不存“倒U型”的关系，但政府消费规模存在门槛效应，其中单一门槛效应反应的最优政府消费规模约为13.74%。 　　本研究将在相同的样本空间与数据结构下，分别采用???同的估计模型进行检验，比较模型与估计结果的异同，分析最适合中国地方政府的估计模型与最优估计结果。 　　二、基于“Barro法则”的估计模型 　　Barro（1990）认为，即使政府行为是生产性的，这种生产性活动也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的特征。因此，Barro在假设政府活动是生产性的基础上分析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的政府支出，并证明了政府最优规模的判断标准为政府支出的边际收益是否等于1。 　　（一）Karras模型与其衍生形式 　　（二）数据说明 　　样本数据结构为省级面板数据，包括23个地区从1978年到2010年的观测。在指标的选择上，总产出Y用实际GDP衡量，劳动力N用全社会从业人员数量衡量，资本K使用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衡量，政府支出G从三个角度考虑，分别是财政预算收入、财政预算支出和政府消费。 　　首先，实际GDP用支出法的名义GDP以及支出法的GDP指数核算而得，2008年及以前的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8年以后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其次，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使用永续盘存法核算。对于平均增长率，根据Hall等（1999）的方法，使用几何平均数计算近十年（2001年到2010年）的平均增长率。 　　最后，政府支出的三个指标来源相同，2008年及以前的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8年以后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三）估计结果及比较 　　由于数据结构为静态面板数据，因此，可使用固定效应（FE）与随机效应（RE）两种方法进行估计。首先考察劳均政府支出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中左边一列的变量分别代表如下内容：K为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率，N为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增长率，c为劳均政府消费的增长率，r为劳均财政预算收入的增长率，e为劳均财政预算支出的增长率。 　　从六个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率的估计系数，与全社会从业人员增长率的估计系数比较稳定。K的估计结果在0.23附近波动，与实际情况较为一致。N的估计结果有正有负，但都不显著，这说明劳动力的增长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政府规模指标的估计结果。不难发现，不同的衡量指标得到的估计结果具有显著差异。不同指标下的最优政府规模从2.03%到6.37%各不相等。从Bootstrap标准误（自体抽样）的推断看，除c的估计结果只外，而其他均在可1%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