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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委会制度思考 　　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委会是检察机关审判监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提高审委会司法决断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加强和改进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意义重大。自2010年“两高”下发《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实施意见》（以下称《意见》）以来，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工作在全国检察机关和法院系统得到全面启动。但是，通过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正式运行的两年多时间，笔者认为，《意见》在某些规定上仍显笼统和原则，给实践操作带来一定困难，同时亦存在着列席案件范围过窄、告知方式未作规定、列席中的监督职责不明确等问题，因而有必要对该项制度加以完善，使其在实践中更有效地发挥监督审判活动、促进实现司法公正的作用。 　　一、从推进列席制度有效运行出发，科学合理地确定列席范围 　　列席范围是推进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按照《意见》的规定，列席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情形：1.可能判处被告人无罪的案件；2.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3.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4.与检察工作有关的其他议题。立足于司法实践，特别是对占全国检察系统数量80%的基层检察机关来说，在列席范围上，除了“可能判处死刑案件”的情况外，实际上只有三种可以列席的情形。在这三种情形当中，“可能判处被告人无罪”的情况极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数量也是比较少的[1]，“与检察工作有关的其他议题”是否包括案件不够明确，即使包括案件，由于规定的比较模糊其把握权也在法院，实践中，法院可能想让检察院监督的邀请检察院监督，不想接受监督的可能就不让检察院来监督了。由此看来，检察长列席的范围就显得过于狭窄了。因此，建议应当对《意见》规定的列席范围作进一步的扩大，具体可以结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增加以下四种列席的情形：一是在本地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二是可能判处被告人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公诉案件；三是可能改变起诉书中认定的犯罪性质或主要犯罪事实，且对定罪量刑产生重大影响的公诉案件；四是检察机关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后法院再审的案件。这样，检察监督触角不仅??以延伸到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判处缓刑、免刑及改变定性、改变认定事实的案件上，还包括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后法院进行再审的案件（再审检察建议与抗诉都可引发法院再审，而抗诉案件在列席范围之内，再审检察建议也理应纳入监督范围），通过列席活动来促进实现更多个案的公正处理。从列席的事项范围来说，《意见》对此未作明确规定，而仅以“与检察工作有关的其他议题”来概括。[2]在2009年最高检通过的《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中，“议题”一词是既包括案件又包括事项的。但从《意见》的规定[3]来看，似乎仅指事项而言，因此建议将“议题”用“事项”一词代替以避免歧义。根据这一规定，实践中检察机关对哪些事项可以列席，事实上决定权也更多地赋予给了法院。如果不作出更加具体明晰的规定，难免会有虚置的危险。为此，笔者建议将“与检察工作有关的其他议题”修改为“与检察工作有关的涉及法律政策的适用、审判工作制度和规定的讨论、审判经验的总结等事项”，这样势必有利于检察机关从实践操作层面对事项开展必要的监督。 　　二、从实现列席工作规范化出发，全面明确告知方式、列席人员、材料收集等相关问题 　　列席工作的规范化是推进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有效运行的保证。在《意见》中，因在告知方式等一些程序性环节规定得不够明确和具体，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制度的可操作性，影响了其在实践中的执行效果，因此应当对制度中涉及的一些程序性问题作出更加完善的规定。 　　（一）列席的告知程序 　　《意见》中规定了“人民法院院长决定将案件或议题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适当方式告知同级人民检察院”。这里的“适当方式”，笔者认为，应当明确是“书面告知”的形式。因为，一方面，口头通知随意性较大，既不规范也容易遗漏应列席的案件，书面通知则可以通过统一编号等形式，避免口头通知的弊端；另一方面，书面告知有利于检察机关对列席材料进行收集，促进该项监督工作的规范化。对书面告知的具体操作，结合《意见》规定的列席的三种启动方式，告知程序也可以设计三种通知方式：一是在法院院长决定将范围内的案件或议题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情形下，法院审委会办公室应于当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检察院检委会办公室，检委会办公室应及时将是否列席、何人列席书面通知法院。检察长决定列席后，法院应将会议议程、时间、地点及研究讨论的具体事项书面通知检察院。二是对人民法院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或议题，检察长认为有必要列席的情形下，检察院应当向法院发出书面的《列席会议通知书》。但在这种情形下，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法院应于会前主动告知检察机关拟讨论的案件或议题，以便检察机关研究决定是否参加列席。三是对于法院院长认为有必要邀请列席的，法院应当向检察院发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