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民间博物馆应看重文物质量.docVIP

樊建川民间博物馆应看重文物质量 　　国家真正落实“民间博物馆与公立博物馆同等的法律地位”，重视和扶持私人产权，民间博物馆的数量没有任何意义，应该看重文物的质量 　　56岁的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说，一生曾做过三次重大选择，一是不当重庆三医大的教师，做了宜宾市政策研究所干事；二是辞去宜宾市副市长的职位，到外企打工、自己做房地产；三是搞收藏并建立现在中国民间最大的博物馆群——建川博物馆聚落。 　　建川博物馆聚落坐落在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占地500亩，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拥有藏品800余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329件……分为抗战、民俗、红色年代、抗震救灾四个系列，30余座分馆，目前已开放24座。 　　7月7日，为纪念抗战胜利68周年，建川博物馆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启动“建川博物馆抗战文物展”巡展活动，同时，樊建川的口述回忆录《大馆奴》的新书首发式也在展览现场举行。樊建川坐在前来捧场的吴思、秦晖、马未都等文化名流席位的一旁，身穿印着“戎马边疆”四个大字的T恤，说话语速极快、声音洪亮，表达感谢时右手敬礼，一派军人作风。 　　近日，因冀宝斋闭馆引发的民间博物馆生存现状的延伸话题还在持续发酵中，这也使得樊建川的新书首发式多了一层深意，当不可避免地被问到对民间博物馆管理和生存方面的认识和看法时，樊建川说：“任何人的思路都是无法复制的，每一个建立民间博物馆的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总的来说，想要办一个民间博物馆，需要有钱、有地，最重要的，是能够坚持。” 　　“买出来”的近现代文物收藏市场 　　《方圆》：1966年，那时你才九岁，收藏了第一枚毛主席像章和一些“文革”期间的红卫兵传单，你说那时候你就有了明确的收藏意识，可小孩子意识指向性一般都是模糊的，你怎么会关注那些被丢弃的东西呢？ 　　樊建川：这个问题我自己也问过自己。 　　其实九岁之前我就开始收集东西了，我的第一件收藏品是幼儿园时的老师评语，之后就收集文具盒、成绩单等等。这些行为没人教导过我，我好像天生就特别注意细节。这应该就是一种“癖”吧。 　　比如我曾经收藏了???份上世纪70年代的遗书，上面有很多黄色的痕迹，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全是尸水印记。但我也没有觉得不妥或是不安，反而还有一种发现探索的愉快。 　　《方圆》：一般收集东西的渠道有哪些？ 　　樊建川：90年代以前就三个渠道：一是自己找，二是向亲友要，再就是在垃圾堆里捡。有时候市场里面没有我需要的东西，是我把近现代文物市场“买出来”的。举个例子，我需要毛主席像章，市场上没有，我说你去找，他就知道了，哦，毛主席像章可以卖钱，就找来卖给我了。有了市场后，我便开始逛地摊、结交五湖四海的高人、捡漏，这么几十年，每一个城市，都有我的联络站，很多古玩商人或者文物收藏者都认识我，我们会定期见面，我会告诉他们我需要的东西，这种方式是我现在收藏的主渠道。另外，依靠收藏网络，一年可能收到上千件的东西。 　　《方圆》：有收到假文物的经历吗？ 　　樊建川：当然，这几十年，我买的赝品也该装满一个房间了。但就近现代文物的品鉴来说，我水平还算不错，别的收藏家一般只有某一个方面的特长，我不一样，金、银、铜、漆、木、石头、布、纸、像章、报警器、武器装备、飞机、碉堡等等我都包罗万象地收，自负地说，像我这样成千上万的品种都收到了相当数量和一定水平，中国没有第二个。 　　《方圆》：你收藏文物的标准是什么？ 　　樊建川：有三个标准，一是对记载历史有意义，二是特别容易被人遗忘的，三是标志性的，反映社会变迁的，比如三鹿奶粉、大哥大。现在找一块清朝的牌匾不难，可是要找到“文革”时期写有“某某革委会”的牌匾非常困难。这些东西大多被砸、被毁。“文革”的匾，现在标价超过民国、清代了，但我也得咬牙抬着走，没得选择！ 　　《方圆》：收集文物花费很高，钱是从哪里来的？ 　　樊建川：都是自己的。1994年起，我和朋友经营房地产生意，最好的时候做到了四川省房地产行业前十名。 　　“庄严巍峨”？实在有点扯 　　《方圆》：什么时候想到要建一个民间博物馆聚落了？ 　　樊建川：生意发达了，我的藏品也越来越多，建馆前，每年我花在文物上的资金就达2000万以上，为搜集抗战文物，我还多次到日本“扫荡”，仅购买的照片数量就达30万张之多，文物多得库房都没法登记。但那时候还没敢建，只是想着有朝一日找个小楼，把文物全放进去。 　　到了1999年9月，我考虑到自己是做房地产的，大肆买文物可能犯法，就成立了建川博物馆，主要希望是以办民间博物馆的名义购买文物，这样可以避免一些法律上的纠纷。真正有做大博物馆的想法是在2001年，我做了一次展览。 　　《方圆》：什么样的一次展览？ 　　樊建川：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馆长邀请我去做展览，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专家过来看，很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