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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在布鲁姆诗学中地位 　　【摘要】在哈罗德·布鲁姆的经典序列中，自我意识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历史上著名的蒙田评论出发，结合布鲁姆的批评，力图论证蒙田那“古往今来最充分最完美的自我意识”，并认为这是蒙田的核心价值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判定自我在布鲁姆诗学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自我；哈罗德·布鲁姆；蒙田；爱默生 　　哈罗德·布鲁姆确定《西方正典》二十六个席位到底有多大的随意性？作为一个极端强调自我意识的批评家，他有否完全按照个人好恶排列经典座次？我们看到，一些布鲁姆最喜欢的作家，比如布莱克、雪莱、爱默生、史蒂文斯皆榜上无名，而蒙田、萨缪尔·约翰逊、弗洛伊德都分得一个宝贵的名额。“自我”在布鲁姆诗学中是标志性的存在，这就好像莫比·迪克耀眼的白色，无论隔着多远，在海洋里总能一眼辨认出来。那么，究竟是蒙田的自我还是爱??生的自我让布鲁姆受益更多？答案显然是后者。 　　首先，自我是开展创造性误读的前提条件。布鲁姆的影响诗学研究始于诗歌，他认为诗人之间的影响总是以后来者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开始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是一种误译。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布鲁姆认为，没有这一切，就没有现代诗歌。那么，创造性误读何以可能？自我在其中有什么作用？布鲁姆说：“为了把前驱者的场景取为己用，新人必须使这一场景与自己更加陌生。为了达到比前驱者的自我更为内在的自我，诗人就必然变得更加唯我主义。”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后来者只能对前驱进行拙劣的模仿，这就相当于在前驱浪涛汹涌的大河中随波逐流，最终难逃被淹没的命运。内在自我强大的诗人则选择与前驱对抗，即便模仿，也不着痕迹。他们从前驱那里获得场景，在旁人看来仿佛这场景第一次由他表现出来，比如前文提到的爱默生对蒙田风的比喻的改写。这种殊死对抗导致爱默生意义上的崇高。所以自我与崇高，在布鲁姆诗学中是同义词。 　　如何才能获得强大的自我？早在《影响的焦虑》中，布鲁姆已经注意到了蒙田的价值。他说：“蒙田要求我们在自身的内部做探索，学会‘我们个人的愿望的产生和滋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人为代价的’。蒙田是一位甚至比约翰逊还要更伟大的‘诗的影响’的现实主义者——至少在弗洛伊德出现之前是如此。”这部书直接提到蒙田的地方并不多，但在布鲁姆看来，蒙田无疑是自我意识之集大成者。所以，把书中每个出现“自我”的地方都改成“蒙田”，并没有什么不妥。写到这里，我突然产生一个有趣的念头：1994年《西方正典》出现之前，有多少人能想到蒙田能跻身西方26位经典作家之列？爱默生是《影响的焦虑》里的宠儿，布鲁姆的直接前驱，但他在21年后的那本书里并没有挣得一个席位。这种落差是否可以解释为蒙田拥有比爱默生更为强大的自我？ 　　其次，自我是伟大批评家的唯一方法。《西方正典》里，布鲁姆论述约翰逊博士的时候提出了这个说法。萨缪尔·约翰逊被布鲁姆称为“各民族中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批评家”，这个称呼很有一点领袖崇拜的味道。结合布鲁姆耶鲁学派干将身份，人们可能觉得此事匪夷所思。在莎评历史上，约翰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谈瀛洲那本《莎评简史》把约翰逊作为新古典主义莎评的收束者。约翰逊为莎士比亚进行的辩护大大提高了莎剧地位。布鲁姆也从莎评开始谈论约翰逊，他把约翰逊一段谈论死亡的话作为理解他的核心，而这一段话其实不过是蒙田关于死亡观点的翻版。 　　在另一本书中，布鲁姆更为客观地谈论了他对文学批评的看法，因为不用忙着给约翰逊戴高帽，布鲁姆显得理性多了。“诗歌和批评是有用的，这不是因为它们实际上是什么，而是因为不论诗和批评的用途是什么，你都能攫取它们以为己用，而这就意味着阐释性的诗歌和诗歌的阐释是你使其发生的概念，而不是本来就存在的概念。”把文学批评的“自我”解释为“你使其发生的概念”是不是已经相当清楚了？有批评家担心这会导致阐释的无政府主义和纯粹的相对主义。布鲁姆对此解释说，这其实是误读的必然，只要我们承认诗歌和批评并非认识论意义上的事情，是一种实用主义事件而并非持久的尺度，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个事实。相对于前文提到的对约翰逊的评价，此处的布鲁姆更像一个充满个性的后现代批评家。 　　再次，布鲁姆衡量经典时，人物的自我意识常常充当重要依据。我最近读刘再复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他认为林黛玉和薛宝钗其实是曹雪芹分裂的自我，一个孤标傲世超凡脱俗出淤泥而不染，一个八面玲珑聪明事故以世俗生活为美，哪一个才是曹雪芹的本我？其实两个都是。两人展开的对话与竞争是小说发展的重要线索，就好像《罪与罚》，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自我倾听、驳难、焦灼乃至痛苦，推动了小说的演进。布鲁姆从人物的自我倾听出发，构建了其独具特色的批评体系。比如评论莎士比亚时，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在自我倾听的基础上描写出了人物多变的心理，在这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