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审判下司法困境.docVIP

媒体审判下司法困境 　　论点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健康健全的、在日常严格围绕法律，针对社会纠纷对社会关系进行微调的司法，如果一个国家重大社会纠纷的解决都需依赖政治家的坚定性格、媒体的狂轰滥炸和社会主体的左右迎合，则其本身就陷入“非正常国家”之列。因此，在推进任何改革、打击权力腐败和其他一切社会犯罪的时候，如何学会面对法律战战兢兢，面对司法恭恭敬敬，是改革得以事半功倍、转型得以功业圆满的基本修养。 　　继义正词严地“东莞扫黄”后仅隔十一天，媒体再次腾出金贵时间，大义凛然地报道“广汉打黑”了。说实话，每次看过新闻媒体这种不乏深入的案件报道，所揭露的堆积如山的嫌犯“犯案事实”，在情感上，不能不叫人佩服并羡慕其细致的调查作风和全能的发声效果，也不能不激起对“黄泛黑狂恶纵横”的无限愤慨、无比痛恨和严重鄙弃。甚至它的报道，还会激起无数受众对犯罪嫌疑人的咬牙切齿：“如此败类，死有余辜，我是法官，定判他立斩不饶！” 　　可看罢报道，当从激情中回过味来，稍微置诸法律正当程序，略加案推现代法治的要求，理性会压迫人不能不提出质疑：你报道的这些个事情再严重，在程序上不是仍处在侦查和起诉阶段吗？既然在侦查和起诉阶段，则除了对进入侦查和起诉阶段的程序性事实可以报道外，你有没有权力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地向全社会发布这些大案要案的具体证据和“犯罪结果”？即便你能发布，也需要问问是以媒体的名义发布，还是以专业办案机关的口吻叙说？是以法律为准绳来规范你的发声，还是以道德先生为准绳来推销你的“审判”？ 　　对此，微信上的一位博友的质疑说得好：“党中央空前高调建设法治，可为什么媒体一次次（地）有罪推定？法院还没有（作）出审判判决，（案件）还在侦查阶段、起诉阶段，凭什么你就定论‘犯罪集团’‘故意杀人XX名’，且公布大量证人证言视频、大量实物证据视频？你都提前给定罪了，且证据确凿了，还要法院审定什么？最后是主持人发出警告：‘不要越过法律红线’（‘法律红线不能碰，法律底线不能越’）！那么，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极其明确的无罪推定原则，是不是‘法律的红线’？以第一主流媒体身份，一次次地在诉讼过程中滥用舆权，越过法律界限，进行有罪推定报道、评论，给审判过程施加压力，破坏我国社会本就淡漠的程序法治意识，破坏神圣的审判权威，其危害不可谓不大……” 　　其实，这种对“媒体审判”的反思，在上世纪末中国大陆第一轮司法改革过程中，就曾有相当理性的声音。特别是1995年末，央视“焦点访谈”在一期名为“打假者走上被告席”的节目播出后，因一位著名主持人以不当的口吻质疑司法活动，导致法学界对央视“媒体审判”的全面反思、质疑和反弹，有关传媒与司法关系讨论的文章也随之如雨后春笋。在我的印象中，自此之后有一段时间里，央视面对有关涉法报道，似乎谦抑了许多。 　　然而，不能在制度上循循善诱地展开，而只能由一个组织、甚至一位个人出面推进的雄心勃勃的变革，往往会将一时的谦抑和内敛毁于无形。近二十年过去了，如今许多媒体，对尚未经过法院裁判的个案报道，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实施其非法的“媒体审判”。对此，法官蒙镭是这样描述的：“在司法机关正式宣判前。传媒已经以一个‘新闻法官’的角色宣布了判决。这种情形下传媒的活动已经扭曲为对司法独立的不当干预——媒体审判”。 　　“在案件的事实、案件的定性及法律的适用等方面，媒体的报道常常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甚至直截了当地下结论……或者是对民商事案件相关当事人的权利分割做出判断，或者是对刑事案件相关当事人是否犯罪定下结论……”（《蒙镭：浅论有社会影响力的诉讼导致的“媒体审判”及其规制》，载《中国法院网》） 　　媒体的审判，突出体现在主持人、报道人或评论人面对大量的尚未经过法庭质证并确证的事实，在受众不知不觉间以毋庸置疑的道德口吻，“自然而然”地传达了自己对案件的观点和“前见”。这种情形，媒体垄断社会教化和“正规”宣传，因此，即使一例案件还没有进入司法诉讼程序，但只要该案经过媒体的大肆报道和“审判”，公民对该案在法院将做何种裁判已经了然于胸。 　　媒体的这种越界，固然与法院的作业方式（程序严谨、拖沓、甚至漫长），从而心急如焚的当事人耗不起时间、精力有关，但更和我国媒体恣纵地发声，也和我国在现行制度掣制下，司法每每捉襟见肘、不无尴尬的状态相关。对前者，法律界和法学界已经通过网络媒体发表了不少意见，笔者也一样发表过一些意见。对后者，学界尽管也有不少论述，特别是对司法独立之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呼吁和论证，可说是最近二十年间吾国法律学术界最为热络的话题。但即使如此，面对持续不断、愈演愈烈的“媒体审判”，这一话题还有继续申述的必要。 　　在被解读为中国新一轮改革之顶层设计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对有关司法改革的问题是这样表述的：“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