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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回归与文学新形态 　　一、自然的“荒原” 　　“自然”是宇宙的存在形态。在鸿蒙、浩瀚的宇宙中，人类以及人类文明是其中的一抹亮色。人来自于自然，同时又存在于自然之中。因此，人与自然、自然与文化、自然与人类的精神，本然地或自然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20世纪杰出的自然文学家亨利·贝斯特在其自然文学名著《遥远的房屋》一书再版序言中说：“自然是我们人性中的一部分，假若没有意识到和体验到自然神圣的奥秘，人便不再是人。”（亨利·贝斯特：《遥远的房屋》1949年版“作者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曾存在短暂的活物论、泛神论、万物有灵论。人类对自然充满着近乎膜拜的敬畏，其源于蒙昧时代人类对于神秘多变却不可掌控的自然现象的恐惧心理。在当时，自然现象因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人类的生死存亡而兼具了神性与禁忌的意味，强大的自然力让人类深深意识到自身的渺小。 　　西方进入中世纪以后，以上帝为中心的一元论取消了之前的多神信仰，进而建立了基督教的神学价值体系，而上帝作为人的形象的再造则隐晦地昭示着人对于自身力量的潜在认同，与这种肯定相对的则是自然的权威性被不断削弱。 　　近代以来，伴随着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与高涨，人类逐步以理性、“我思”作为自身的标志以区别于自然界其他物种，神本主义让位于人本主义，权力中心得到转移。“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成为启蒙现代性的标志。这种‘立法’，在主体层面表现为以理性克服身体的自然性，在对象方面则表现为对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坚定信心”（刘成纪：《自然美的哲学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于是人成为“主体”，自然成为“主体”的“对象”，其原本的自在性被消解。在这种主体性哲学与人学理论的视野下，不论在实用角度抑或是审美层面上，真正的自然被悬置，成为了一种缺席。 　　德国音乐社会学家和社会批评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首先指出了主体性哲学和理性主义在价值学和美学上的恶果——“自然美”的消失。他说：“自然美之所以从美学中消失???是由于人类自由和尊严在观念上不断扩展所致……其结果，在艺术中，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没什么值得重视的东西，除非它将存在归功于自律的主体性。”（阿多诺：《美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这种过度膨胀的主体性哲学和人学使人蒙上了自己的双眼，遂无法认识自身存在的异质性，预先将本应自律的自然纳入人的意识的构想中，构成了人类有关自然的臆想与幻景，致使人类无法正确地认识自然以及重估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它过分张扬理性而竭力驱逐人类天生的自然性、动物性的做法，否定了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以及人是肉体凡胎的事实，这种极端化的处理悖论性地表现出其理性一定程度上的徒有虚名。 　　主体性哲学和理性主义在工业主义的发展模式中展现出其线性思维的致命局限，即在个人主义的行为中宣泄其功利主义的欲望。的确应该肯定的是，在一定意义上，理性主义在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宣示了其逻辑的力量和历史合理性。但是，工业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更为深刻的二重性。工业生产作为超越农业生产和自然经济的一种生产和技术形态，在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却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环境。工业生产的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规模化，造成工业污染和资源的大量消耗。特别是20世纪，人类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大发展”带来了对环境、对自然的“大破坏”，自然被片面的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所控制而趋向终结（参见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比尔·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成为艾略特笔下的死寂的干旱的“荒原”。 　　当代生态文学奠基者、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发表于1962 年的作品《寂静的春天》描述了人类因为化学制剂，特别是杀虫剂之类的农药的使用，可能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这本不寻常的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也把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正是这本书的出版，促成了美国第一批民间环保组织的建立。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在1970年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蕾切尔·卡森所唤起的意识和关怀。（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引言”） 　　在《寂静的春天》一书的末尾，蕾切尔·卡森直面“控制自然”这样一个荒诞的哲学命题。她说：“‘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寂静的春天》，第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