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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须反思学术史反思 　　学术史反思的双重使命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兴起了一股持续的“学术史反思热”。这股反思热从“现代中国学术史研究”起，中经“中国学术话语的自主性求索”，再经“新时期三十年学术”或“共和国六十年学术”的“回顾與反思”，一直延续至今。 　　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现象，“学术史研究”为什么会持久地引发学界的关注呢？此中原因，或许就在于：当代中国学界已经感觉到，当代中国学术语境的变迁已经蕴涵了某种新的“契机”，但对于此“契机”，却又普遍地缺乏某种历史的和理论的穿透力，来对之做出恰当的分析。 　　通常来讲，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症候”，大面积的“学术史反思热”，大都兴起于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合法性已经解体、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尚未建立的临界时刻。在这样的“临界时刻”，任何真正的学术史研究，都必然会担负起如下一种双重使命，并体现出某种新旧学术范式相交织、交替的特质：一方面，它必须通过学术史现象的梳理来重构出某种已然形成而又尚未被清晰揭示出来（换句话说，就是“日用而不知”）的学术“传统”——这使学术史研究必然会体现出某种旧的学术范式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在重构这一“传统”的同时，审视并质疑这一“传统”的合法性，为这一“传统”的必然断裂提供理论的论证，为未来的学术“传统”开掘出某种新的可能——这使任何真正的学术史研究，都必然会体现出某种新的范式特征。 　　学术史研究如何以一种最佳的姿态或策略介入这一双重使命并体现出这种双重特征呢？通常来讲，一种学术研究范式的合法性的解体，必然意味着这种学术研究范式有关“究竟何谓学术、学术史、学术传统？”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不言自明的假定或普遍预设的解体。由是，学术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和最佳切入点之一，就是通过批判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式有关“究竟何谓学术、学术史和学术传统”的预设前提的局限性来为新的自明性预设敞开可能。 　　然而，学术史研究如何才能在具体的学术史现象的梳理过程中，自觉地超越出来，准确地把握住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式有关“究竟何谓学术、学术史???学术传统”的不言自明的预设前提呢？这些预设前提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获得合法性的？这些合法性为何又会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而内在解体？ 　　显然，要回答上述问题，仅仅满足于经验总结或个体感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到这些自明性预设的背后，从理论上全面揭示这些普遍预设之所以获得合法性的“内在依据”，以及这种内在依据在历史语境变迁之后又必然解体的“内在依据”，我们才能为新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合法性找到地基。 　　从理论上来讲，使一种“学术观”“学术史观”和“学术传统观”的自明性预设获得合法性的内在依据究竟是什么呢？那无疑就是與这种“学术观”“学术史观”和“学术传统观”相对应的“世界观”（世界视野）、“历史观”（总体历史叙事）和“学术思想史的生成机制”预设。当一种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合法性遭遇危机时，其“背后”的真相，就必然是與之相对应的那种传统的世界观（世界视野）、历史观（总体历史叙事）和学术思想的生成机制的合法性的解体。相应地，一种新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建构，其“隐蔽”的任务，就必然是重构某种新的世界观（世界视野）、历史观（总体历史叙事）和学术思想的生成机制预设。 　　反思到这一点，学术史研究也就恍然地触及了学术史研究與思想史研究的复杂纠缠。反思到这一点，学术史研究也就真正地领会到了学术史研究作为一项前沿性研究的精义之所在： 　　学术研究的范式转型并非一个书斋里的事件。它往往與“时代风气”的变迁、文化精神的变动和文明的转型紧密相关。而学术史研究，一方面既是对这一“转型”的介入，另一方面又是对这一“转型”的批判。 　　学术史研究的范式危机 　　以上述分析为参照，重新反思这20多年持续的学术史反思热，我们便不难看出其中的不足和缺失。以较早从事学术史研究的陈平原为例，他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史丛书”的《总序》这一篇短文中，如是指出：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與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 　　即使如此，90年代中国学人之热衷于谈论“学术史”，依然大有深意。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必定是與之血肉相连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