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娱乐为中心都市文化.docVIP

以娱乐为中心都市文化 　　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里涌现的启蒙主义思潮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向来备受当代国内外学者的重视。美国学者叶凯蒂（CatherineVanceYeh）的《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犔狅狏犲：犆狅狌狉狋犲狊犪狀狊，犐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狊，犪狀犱犈狀狋犲狉狋犪犻狀犿犲狀狋犆狌犾狋狌狉犲，1850—1910）就是从作为现代国际都市的上海的娱乐业出发，将身处都市娱乐暴风眼的名妓和知识分子推向大众文化的先锋领域。上海租界为这种以娱乐为中心的都市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平台，一直以来在大众文化里处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失语状态的妓女以及原本属于精英文化范畴的知识分子从此彻底呈现在市民的文化视野之中，他们的紧密联系除了传统狎妓文化的影响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大众传媒兴起的晚清时期，他们已然成为租界这一城市商业中心娱乐产业的生产者???吸引着大批沉醉于都市文化的消费者（也就是所谓的“恩客”）流连忘返。 　　一、帝国主义都市文化与晚清名妓 　　叶凯蒂明确提出以名妓的主体性为研究视角，关于上海租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全都融入到承担生产者或者制造者角色的人的社会关系里进行阐释，这样无疑颠覆了名妓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所承受的性别和人格方面的双重歧视。在此之前，另一位历史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在《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里提醒人们，千万不要一厢情愿地进行过分的“想象性重构”，既不要充当某位悲天悯人的拯救者，也不要随意谴责她们缺乏道德规范的生活，更不要运用具有权力意志的“暴力言语”描述有关她们的一切。贺萧认为，处于卖淫业等级制度里的娼妓因为身份地位及原籍的巨大差异，在主体性这一点上，也同样显现出天壤之别。因此，必须先对等级制度的创建以及各种类型的娼妓做出详细的解释。叶凯蒂为界定所谓“名妓”的社会身份及形象，直接沿用了贺萧的分类统计原则，并用“都市”“西方物质文明”“职业女性”等现代词语为这一社会边缘群像立传。 　　由于名妓的特殊职业性质和租界出于商业利益对她们的保护，都让她们更加崇尚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所营造的奢靡浮华的都市氛围。在发现自己本身所具备的娱乐潜质的同时，她们不断积极拓展并重新划定自己的生活区域，完全冲破了旧式妓院或者宅院的封闭式生活环境。弥漫于上海租界的西方审美风尚也深刻地影响着名妓们在个人装扮和游玩享乐方面的审美趣味，她们的私宅闺房、游戏场所的装潢设计也都已流泻出浓郁的异国风情。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的《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一书里对于高级妓女的衣食起居也作了非常详尽的考察和说明，他在上海档案馆查阅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以充实他的研究。叶凯蒂在细节描写方面参照了安克强和贺萧的著作，力图将文人与名妓联系起来，他更注重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的学术价值。相比安克强和贺萧，叶凯蒂更注重用大量石版画和照片形象地说明当时名妓如何将各种西洋的新奇事物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娱乐当中。 　　可以说，上海租界名妓是中国第一批认同与接受帝国主义都市文化的职业女性，从日常生活到思想观念，她们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开放性和反叛性，恰好是对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现代化艰难缓慢的进展状况的嘲弄与否定。在西方都市文化入侵传统伦理社会时，她们自觉掩藏自己的文化身份，主动化解被道德标准压制的身份焦虑，并急切利用帝国主义文化的物质形式来美化自己的谋生手段，模糊大众对其的关注焦点。因此，上海租界里的帝国主义都市文化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农耕文化相杂糅，创造出一种独特又奇异的文化景观。这种复合型的文化现象对名妓们来说，不是政治经济被殖民的“隐喻”，反而是拯救她们免受道德谴责的“施恩者”，同时也赋予她们丰厚的经济利益和重塑自我形象的机遇。 　　二、爱情游戏的娱乐观赏价值 　　在描述嫖客结交名妓、与其欢爱所产生的愉悦的同时，贺萧从妓院规制、情感事物、花招和伎俩以及职业生涯全面阐述了名妓在经营情感、生意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生存智慧。叶凯蒂受此启发，也以名妓为立足点，认真考察了上海租界的整个妓业生态链。他发现表演永远是上海名妓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职业活动，凭借这项职业技能，她们基本已经摆脱了低等妓女以卖身为主要营生的悲惨命运。名妓已不再完全顺从男权社会以社会性别和身份差异而建构的权力模式，她们在与恩客和妓院的协调与周旋中逐渐转变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叶凯蒂详细阐述了名妓的新式社交仪式和规矩，包括见面、求爱等恋爱步骤应该如何筹划。他说：“名妓作为积极的主体，发展和参与着仪式化的新型关系，希望人们把她们的服务看成职业的娱乐接待。她们行使着相当大的权力，而客人的传统文化权威和社会地位在租界却起不了作用。”[1]贺萧也认为：“历史记载中下属群体所占有的主体位置，并非只是作记载的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