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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特留份”制度立法几点思考和建议 　　摘 要：作为一部诞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民事法律，《继承法》虽然在内容上较为简陋，总体上却还是比较适合当时简单的社会生活。但是如今，人们的个人财产日益增多，完善继承制度的呼声也日显强烈。其中，遗嘱继承特留份制度的缺位，频频引发继承过程中的伦理冲突，并逐步成为继承法律制度完善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遗嘱继承；特留份；必继份 　　遗嘱继承是指按照被继承人的遗嘱进行财产继承的方式，与法定继承相对应，是我国继承法所规定的两大基本继承方式之一。遗嘱继承能够使被继承人按照自由意愿，对财产继承的范围和方式进行确定，体现的是对个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高度尊重。但是同时，为了防止被继承人随意处分财产而对社会公序良俗造成不良影响，继承法还通过设定一些禁止性的条文，合理干预私权，从而实现了意思自治和社会利益的平衡。其中，“特留份”制度是西方国家常见的遗嘱继承干预制度。但是从我国目前的立法层面看，“特留份”制度的缺位，正导致遗嘱继承与社会伦理的冲突日趋激烈化。 　　一、国外“特留份”制度的立法经验 　　“特留份”制度，即遗嘱人不得在遗嘱中取消特定法定继承人的份额。 　　“特留份”制度起源于古罗马法，兴盛于共和国末期。当时，贵族家长肆意将财产留给情妇，而损害子女利益的现象愈演愈烈。为了维护社会人伦，法律设立了“义务份”，使立遗嘱人的近亲属可以以“侵害义务份”为由发起诉讼，撤销违反伦理的遗嘱。 　　近代，德国法对“义务份”制度进行改进，形成了“特留份”制度，在《德国民法典》中，特留份成为独立的专门章节，与继承的顺序和继承的方式等重要内容相提并论，足见其重要性。在内容方面，德国明确了特留份的权利主体包括“被继承人的卑血亲，被继承人的父母和配偶。”同时，还规定了特留份的份额不得少于法定应继份额的一半。德国对特留份制度的高度重视和详尽规范，已经成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典范之一，影响了意大利、瑞士等国的继承法体系建设。 　　日本特留份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存废之争，形成了今天的“必继份”与“特留份”并存的立法模式。一方面，通过“必继份”制度，保护继承人中的弱势者，使其得到抚养和照顾；另一方面，建立“特留份”制度，使应当得到继承却被排除在遗嘱继承之外的法定继承人，得到相应的份额[3]。 　　英美法系国家的“特留份”制度常见于一些成文的单行法律之中。比如，英国相关条例规定，立遗嘱人未在遗嘱中适当安排抚养金额的，法院可以依申请从遗产中划出部分金额作为抚养费用。美国各州也均有一些限制遗嘱的规定，其内容与“特留份”制度一致。 　　二、“必继份”制度的不足之处 　　从严格意义上看，我国《继承法》并没有“特留份”制度，而是设立了与其相类似的“必继份”制度。“必继份”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维护部分法定继承人的权益，但是与“特留份”制度相比，仍然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缺陷： 　　（1）立法目的有所不同。“必继份”制度的确立，主要目的是救济一部分缺少生活自立能力的继承人，使其不至于因为遗嘱继承行为的发生而丧失生活依靠。一旦这部分继承人摆脱困境，则无法再得到“必继份”。因此，“必继份”的立法目的主要在于救济，在限制私权滥用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 　　（2）权利主体限定过窄。按照法律规定，拥有“必继份”权利的法定继承人，应当符合“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条件。但是这一规定却并不十分合理。一方面，“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认定缺少统一的依据，而且条件过于苛刻，使权利主体的范围太过狭窄。另一方面，如果法定继承人中间并不存在此类情况，则意味着立遗嘱人可以随意处置所有财产，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伦理风险。事实上，近几年“小三继承”、“保姆继承”等社会焦点案件的发生，均是因为“必继份”权利主体的缺位而给立遗嘱人创造了私权滥用的空间。 　　（3）必继份额不够明确。无论是继承法本身，还是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必继份”的数额标准。按照通常的做法，是根据必继份权利主体的具体生活情况和遗产的数额，进行综合推定。但是即使如此，仍然存在着过于依赖法官个人判断的问题，损害了法律的一致性。 　　由此可见，“必继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限制私权、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建立“特留份”制度作为“必继份”的补充，健全继承法制度，成为一项紧迫的立法任务。 　　三、对我国“特留份”立法的建议 　　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我国遗嘱继承“特留份”制度的设立已刻不容缓。在具体立法工作中，有以下三点建议。 　　（1）建立双重干预制度。一方面，可以参照德国民法典，将特留份及其相关制度单独设立为一章，以增强该制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可以参考日本的模式，使“特留份”与“必继份”并存，并严格区分这两者的适用对象、适用条件和数额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