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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中国绘画文学性 　　文学的基本要素是文字，我国素有书画同源之说。从中国文学史和绘画史的角度看，文学与绘画都是从叙事到抒情，从再现到表现发展过来的。文学的思潮影响了绘画的思潮，唐诗宋词成为中国画长盛不衰的画意。古今中外，许多文学家与画家的友谊与互动，为文学与绘画开辟了新的表现空间…… 于是，绘画就有了“文学性”。 　　中国画的“文学性”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中国画创作中“文学性”的构筑与表达也是很多画家执着追求的。虽然“文学性”并非中国画表现的客观本质属性和主要特征，但作为中国画表现的一种实现方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活动，其在绘画创造实践中以一种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的特质存在。中国画的实践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文学性”的发展过程。远古人类的生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与艺术有关的活动，包括图画和装饰，都不是纯粹的艺术活动，是以服务于生活为目的的文明创造活动，是社会进步的一部分。长沙楚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帛画《人物御龙图》和《人物龙凤图》，是迄今发现中国最早的完整独幅人物画实物，它们都以线条为造型基础，体现了中国绘画的传统。两幅画面上描绘的布局场面均表现死者幽灵升天之意，专家学者多认为这可能是“招魂之幡”。很容易使人想起当时屈原的诗句：“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 。长沙马王堆一号、三号汉墓出土的T字形非衣帛画，自上而下分段描绘了天上、人间、地下的景象，组成了一幅“引魂升天”的奇丽画面。帛画中数量可观的人物提供了早期绘画人物造型的特点，线条是全部画作的基本造型手段，粗细变化之中流畅致韵。以平涂为主要着色方法，部分使用了渲染，少量形象直接用色彩画成。画面以朱红、土红、暖褐为基调，石青、藤黄、白粉等丰富色彩的运用服从于统一的色调，产生了诡异、华丽、热烈的效果，初步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特点。T字形帛画中的不少神话图像与《楚辞》的记述相符。“叙事状物，寄托情感”无疑是早期绘画的主要功能，绘画本身就有着“文学性”的一面。 　　中国画的“文学性”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绘画题材取自文学??品。 　　取自文学作品题材的中国画分为两类，一类是叙事性的，以图绘痕迹为中介记录文学作品的内容，图绘本身并不是绘画的目的，而是再现或记录一个故事及其意义的手段。对于叙事性绘画来说，其社会功能不是由图绘痕迹本身来承担的，而是由其记录的人物故事来承担。绘画和故事达到了最大限度的兼容，绘画突出的是文学功能，文学则借助绘图来流传。西晋张华收集历史上各代先贤圣女的事迹，写成九段《女史箴》，以示劝诫和警示，被当时奉为“苦口陈箴、庄言警世”的名篇，流传甚广。东晋画家顾恺之根据文章分段配画，传世摹本有《女史箴图》，画面形象地提示了箴文的含义。顾恺之所画《列女仁智图卷》摹本是根据汉代刘向《古列女传》第三卷《仁智传》的内容绘制的，描绘一系列历史上有智谋远见的妇女，绘有49个人物，这些人物图像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故事情节的图画。每个人物均有榜题，每个故事片段右侧还有题记文字，既补充说明了故事情节，又巧妙地将两个故事分开。人物图像与榜题、题记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体，语象与图像的紧密结合使其叙事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取自文学作品题材的中国画，另一类是对文学作品内容的表现性再创作，表达画者对作品内容的理解与阐释。东晋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和东汉曹植的《洛神赋》都取自共同的题材。《洛神赋图》采用连续图画形式的长卷，顾恺之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想象力，富有诗意地表达了原作的意境，有关原赋中对洛神的描写“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皎若太阳升朝霞”等，画中都有精彩细致的描绘，曹植和随从在岸上遥望水上飘逸窈窕的洛神和各种神仙怪物也表现出不同的情态和心理。南齐谢赫《古画品录》提出的“六法”之首为“气韵生动”，“气韵” 在我国传统艺术作品中居首要地位，本指人的神采和风度，用于绘画之初是用来品评人物的，后指文章、书画的风格、意境或韵味。《南齐书· 文学传论》：“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 从这些解释中足见绘画与文学的密切关系。中国的前期绘画比较注重再现因素即写实主义表现手法。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阐述了形和神的关系，把表现物象的“神态”问题放到了重要位置，奠定了写实主义表现手法在中国前期绘画中的主导地位，对后世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绘画本体的文学性表现 　　1. 诗画一体：将诗与画联系起来，开始得很早。在中国古代画论中，诗与画经常被同时提到，二者不同的艺术范畴在中国文化中得到有机地融合。 　　中国画中的诗趣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是画与诗的表面结合，一是依诗作画，用绘画表现诗作中的情景或意象。后汉刘褒画《诗经》中的《北风》和《云汉》，顾恺之也常画嵇康的诗。二是为画题诗，都是诗人观画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