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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牛一毛话盛成(组图) 盛成 1935年，瓦雷里赠送给盛成的签名照片 1928年的法文首版《我的母亲》封面及后来的中文版《我的母亲》封面 九牛一毛话盛成 　　文/唐晓渡 再过两个多月，便是国际著名学者、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获得者盛成先生逝世12周年的日子了。盛先生去世前系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一级教授，其事迹这些年来报刊虽曾陆续有过介绍，但相对于他传奇性的一生来说,怕连“初识庐山”都还算不上。其中的曲折原委或非我辈所能置喙；这里只根据有关资料，略陈他与法国的两度因缘，以见其“传奇性”之一斑。 盛成先生第一次去法国是1919年底，其时他已是一位风云人物。盛成原名盛延禧，1899年生于江苏仪征的一个书香门第，少小即向往“革命”；1910年出家金山江天寺，师从著名的“革命和尚”黄宗仰，同年与其兄盛白沙（民国烈士、功臣之一，曾任广州革命军政府海军“肇和舰”舰长、汕头海军临时舰队指挥，并协助孙中山平息陈炯明叛乱,系孙所倚重的革命中坚。1923年为叛乱分子杀害）一起秘密加入“同盟会”，结识革命家黄兴，得其大赏识因而更为现名，号成中；次年参加“辛亥革命”光复南京的战斗，年仅12岁，是称誉一时的“辛亥三童子”之一，因有特殊贡献而置身南京方面欢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代表行列，并得到孙本人的亲切嘉奖和勉励；随后先以优异成绩考入临时政府创办的陆军学堂，学堂胎死腹中，旋入铁路学校，再求学于佛、儒学大师欧阳竟无；1914年初转往上海，先入路矿学校，暑期后考入震旦大学预科学法语3年，其间又拜师章太炎，且与徐悲鸿结为莫逆之交；1917年到长辛店京汉铁路车务见习所当车务工人，1919年当选为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会“救国‘十人团’联合会”会长，积极投身五四运动，曾参与冲击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期间结识周恩来、许德珩等，同为志士；运动后期经时任唐山路矿国文教师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推荐、斡旋，筹措去法国勤工俭学事宜，并在作为长辛店工人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期间，由于获黄兴遗孀徐宗汉女士的资助得以落实。 　　罗列这么一堆令人眼花缭乱的履历当不只是为了铺垫。在某种意义上，盛成的传奇性本不待他去法与否；而他抵法后之所以能很快在当时被视为“世界文化之都”的巴黎有所施展，包括几年后因用法文写作《我的母亲》一炮而红，声名鹊起，亦与他的这一段传奇性履历大有关系。 　　“达达狂年”和盛成 　　盛成于1920年1月抵达巴黎，恰逢风靡欧美的“达达主义”运动由苏黎世而纽约，而汇合于洛桑，而潮涌入巴黎之时。达达主义者以巴枯宁“破坏即创造”的著名论断相号召，致力于全面反叛传统价值，这对自幼生活在极权统治之下、满怀革命激情且已有丰富革命履历的盛成立即显示了巨大的吸引力。每当夜幕降临，塞纳河两岸以蒙巴拿斯和蒙马特两个地区为中心的几乎所有咖啡馆和酒吧都是“达达”们的聚会场所。醉心文学的去蒙巴拿斯，钟情艺术的去蒙马特，盛成则是兴之所至，两边穿梭，既大喝蒙巴拿斯的“文学咖啡”，也痛饮蒙马特的“艺术香槟”。他把这每日例行的庆典称为“参加达达文艺晚会”。在那里他第一次听说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俄狄浦斯情结”，先后结识了查拉、杜桑、阿尔普等“达达”鼻祖，以及毕加索、阿波里耐尔、布雷东、海明威等正在脱颖而出的世纪大师，而尤与毕氏和海氏交谊深厚。他曾乘兴用中文为毕加索的画题写诗句，使后者大感新奇和开心，只可惜这件中西合璧的墨宝未见流传，或已轶失亦未尝可知。 　　1920年的巴黎“达达”运动后来被称为“巴黎学派”，而这一年则被称作“狂年”。“狂年”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的亲历“达达”极大地影响了盛成的思想发展和人生道途。他数年后之所以有勇气用法文写作《我的母亲》固如他自己坦言，很大程度上是得了“达达”的一点“灵光”；往大处说，他1920年3月先加入法国社会党，继而与社会党左派加香（Cachia）、弗罗沙德（Frossard）一起创建法国共产党，并担任法共南方地区兰盖道克省（Langnedoc）省委书记一事，亦与他对“达达”的反思，与“达达”内部的分化，以及“达达”置身其间的整个欧洲的革命情势直接相关；至于他后来既未能与旅法的中共支部结合，复因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与法共乃至第三国际领导人发生根本分歧而又坚执己见，终致被逐，恐怕与“达达”的影响也不无干系——然而却并非共同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缘故。 　　1975年盛成整理出版了法文诗集《狂年吼》，以缅怀那一段狂飙突进的岁月。两年后，他作为唯一在世的“达达”元老，应邀出席了西德政府在西柏林举办的纪念“达达运动”艺术大展，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又过十年，他写了一篇相当简约的追忆文字，概括表述了他所认识的“达达”，包括“达达”的发生和自身演变，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影响和意义，以及他个人与“达达”的关系，其中的一段话颇能说明问题： 　　我们同布雷东分手，我们是积极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