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视野下乐种个案研究范例.docVIP

民族音乐学视野下乐种个案研究范例 　　国栋教授是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多年来在该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中，辛勤耕耘，勇于探索，努力将外来学术理念与中国传统音乐实际相结合，为我国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建设的不断完善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尤其是《民族音乐学概论》自1997年出版以来，在该学科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在学科理论、研究方法上建树颇丰，并且在科研与教学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指导功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培养了一批学科建设的年青人才。理论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既接受实践的检验，又概括、总结并指导实践。哲学家伽达默尔说：“一切实践的最终含义就是超越实践本身”、“理论就是实践的反义词”①。这里所讲的“超越”，既包括理性的批判精神，也包括理论创新所具备的学术品质，凸显理论具有对一定阶段实践历史的反思、矫正和修正性引导的功能；这里所讲的“反义词”，就是指理论的“理想性”对实践的“现实性”不断构成的内在否定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理想性引导的实现。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音乐学概论》2011年修订版出版无疑具有象征性，它标志着近十几年来，作者在民族音乐学学科研究、教学领域，从实践到理论层面思想认识上的新飞跃，是其学科建设理想追求的又一次升华。在此，我想仅从伍国栋教授近年来承担、完成的国家艺术学科“十五”规划立项课题成果——《江南丝竹——乐种文化和乐种形态的综合研究》一书②，简略谈谈他在中国特色“乐种学”理论方面的建树。 　　一、对于“乐种构成的音乐文化定位” 　　理性认识的深化和完善 　　“乐种”概念的提出，始于上世纪的50年代，至80年代已在音乐学界被约定俗成地使用，并且也有一些初步的理论概括。然而，真正将乐种作为一个学科分支从理论高度进行阐述，却是90年代的事情，标志性的著述是袁静芳先生的《乐种学》。正是在该书“乐种学导言”中，乐种的构成要素、概念的界定，在相对意义上被首次做出了较为全面、准确的概括和梳理，同时乐种学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地位与特殊价值也被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不过，这种理论阐述主要仍属原则性的框架构建，在具体内容的表述上，如对构成要素中更多音乐文化属性方面的解析，还需要在实际的乐种科研工作实践中来加以解决。而伍国栋教授主持的“江南丝竹研究”课题，正是通过这一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民间乐种研究，在对乐种构成要素的诸多方面，如历史传承，在特定地域、环境或阶层中生存，有比较严密的组织体系，典型的音乐形态构架，规范的序列表演程序等，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乐种构成的音乐文化定位”的理论阐释，尤其是结合了中国传统器乐诸多乐种在音乐本体和所关联文化模式及文化属性上所显现出来的趋同性因素，将其归纳为七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条件，从而确立了历史、文化、本体“乐种构成三要素”模式架构，不仅成为该课题研究的理论支撑，亦可视为是对“乐种学”生成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同时也是运用于实际艺术科研工作的生动体现。 　　二、民族音乐学视野与科学方法 　　运用的成功实践 　　自20世纪初至60年代，有关“江南丝竹”音乐的出版物多达数十种，真实反映了“江南丝竹”音乐从收集、整理、出版、研究等各项工作逐渐深入的过程。由于历史的原因，今天看来这些工作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尤其在学术领域更缺乏全面的、系统的科学性研究。其原由除了受制于当时尚不具备对江南丝竹音乐作跨行政区域的大规模普查收集资料的条件外，学科理论的严重匮乏也是制约研究工作深入的重要因素。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随着国家艺术学科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编纂工程的启动，江苏、浙江、上海三地都对包括“江南丝竹”音乐在内的民间乐种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与收集工作，可谓史无前例，其资料的收集范围、编纂水平、研究方法远非昔日可比，但仍然留下了一些遗憾：比如按行政区划以省立卷的编纂方式就不可避免地使“江南丝竹”乐种在编纂整体性上被削弱。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在江、浙、沪诸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江南丝竹的跨行政区划编纂才真正变为现实，这就是《江南丝竹音乐大成》的出版问世③。《大成》的出版也可以说是“集成”卷本编纂的延续，是“集成”工作之后又一项重要成果，除了汇集三省市“集成”卷本所收编的“江南丝竹”传统曲目及相关背景资料外，一些新中国成立以后改编、创作、并有较大影响的江南丝竹新曲目，也被收进了《大成》，也是目前为止称得上“全本”的江南丝竹音乐读物。《大成》的出版同时也为江南丝竹音乐作为乐种学研究的典型个案，提供了全面的、丰富的基础性资料。而我国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此时正进入到一个发展的新阶段，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机遇条件下，《江南丝竹——乐种文化与乐种形态的综合研究》孕育而生，作者对“江南丝竹”音乐首次以民族音乐学的开阔视野予以观照，并充分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力求从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