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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中政府行为选择 　　[摘要]政府行为的选择对农村合作金融演进的取向、深度、广度和速度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府主导型农村合作金融发展模式，在我国资本和市场稀缺的情况下对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发展战略目标有其重大的贡献。但随着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及市场化水平的逐步提高，这种模式内在的弊端开始全面暴露，行政控制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机会成本加速上升。当前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改革进入关键期、攻坚区、深水区，理性的政府行为选择应及时由租金偏好向效率偏好优化，坚持市场主导下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因地制宜地深化省联社改革，政府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着力于改善和优化农村合作金融生态环境，创造公平竞争的发展条件，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制度保障。 　　[关键词]农村合作金融；政府行为；国家效用函数 　　[中图分类号]F832.5，D03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6-0863（2013）08-0089-05 　　纵观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改革发展历程，政府主导型推动一直是贯穿整个过程的主线，政府行为的选择偏好对农村合作金融的影响至关重要。目前市场化改革已进入到关键阶段，政府行为的适时转换和不断完善，是决定农村合作金融改革成效的最重要因素。 　　一、政府行为选择的理论分析范式 　　合作金融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各国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形式，同时又是政府十分关注的领域，国内外学者对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主要沿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展开。20世纪80年代以前，农业信贷补贴论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农村金融发展理论，提出了政府以低利率和政策性资金为农业提供信贷补贴为特征的农村金融政策支持模式。然而以该理论为指导的农村金融发展实践并不成功，其政策成本昂贵却收效甚微。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村金融市场论逐渐取代农业信贷补贴论而成为农村金融发展的主导理论，主张政府应从干预中完全退出，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但这一主张的实践结果导致弱势农户融资难的同时，又引起农村市场资金的大量外流。随着农村金融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从两者对立逐渐走向融合的探索。围绕着外部性??拓荒成本理论，Herderson Khambata认为，在外部性极强的农村金融市场的早期发展阶段，其发育初期存在巨大的“拓荒成本”，只有当“拓荒”成功后，金融服务的边界才能得到有效的扩展。而拓荒过程本身无法通过市场化运作，这时如果没有政府介入，金融机构先期进入尚待开发的农村金融市场并主动进行拓荒的激励就会大大降低，因而可行的替代解决方案是政府主动介入并提供适当的补贴。围绕着亚洲开发银行（ADB）提出的三叉理论（the three-pronged theory），政府则应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一是必须放弃金融抑制政策，建立一个良好的、可持续的政策环境。二是完善信息网络和法律制度等各项金融基础设施，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和风险。三是促进机构的发展，政府提供必要的人力培训、技术帮助和资金支持，以促进金融组织建设进而扩展金融服务的能力。 　　关于政府在农村金融中的角色，越来越多的共识是，政府介入的切入点应该是消除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约束因素、创造交易条件、提供制度保障以及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以弥补市场不足，促成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但现实中政府的行为选择却受政府效用偏好函数的影响很大。诺思（1994）的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其行为具有两重目标：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这是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降低产权规则和交易成本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实现效率收益最大化。从历史上来看，在使统治者（和他的官僚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产权制度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 [1]黄少安指出，事实上这两种目标是统一的或基本上是统一的，诺思所说的所谓“持久的冲突”意味着二者的矛盾经常存在，需要不断调整或权衡，国家作为一个“经济人”在其成本—收益核算范围内会寻求一个均衡点。 [2]江曙霞认为以“国家悖论”为基础的政府效用函数实质上是租金函数和效率函数的综合函数，其变量结构和变量权重（各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具有阶段性，最终政府将选择改革的边际效用最高而预期支付成本较低的改革行动，其一般规律是租金偏好向效率偏好转移和优化。 [3]根据上面的分析，政府行为的选择具有效用最大化的阶段性目标，会根据自身的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来作出选择，并在租金与效率之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一般地，在市场机制缺乏的条件下，政府主要承担了制度供给的角色，并偏重于通过垄断性地控制经济资源来获取租金最大化。在市场机制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更有效的产权制度的建立，此时的税收收益将上升，促使政府的效用函数结构向效率最大化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