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众言行割裂背后.docVIP

在观众言行割裂背后 　　“叫座”与“叫好”之间的差异比比皆是，总叫人困惑不已。2010年和2011年度全国电视剧收视率前40位的电视剧中，仅有《我是特种兵》《毛岸英》《解放大西南》《幸福来敲门》等11部获得第28届“飞天奖”，前3位无一获奖，前10位仅3部获奖①。这个差异和2012年度喝倒彩的电影“金扫帚奖”形成奇特对称，即70%的好评节目不受观众关注，70%的热门节目获差评②。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叫座”和“叫好”之间的这种奇特差异？本文拟从“叫座”与“叫好”的各自性质、生成机理，以及叫好不叫座、叫座不叫好的近乎规律性对称，依托特定的调查数据和较为全面的节目证据，进行深入探索。 　　观众言行割裂的特征 　　“叫好”与“叫座”分别体现着观众的言与行，即一个是言语间接反映，一个是实际收看行为。如果调查对象缩小为同地同时甚至同对象，其对待影视媒介的言与行能否保持一致呢？ 　　2010年，一项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发起、被调查者多达741人的天津市民媒介接触问卷调查显示，该市市民对电视的功能倚重指数中，“获取新闻”最高，达30.1%；“其他（含获取广告）”“休闲娱乐”和“学习知识”依次降低③。而同期天津地区适合这4类功能的节目，其由测量仪实际记录的市场份额却大相庭径，“休闲娱乐”节目最高，占到53.78%，较问卷调查仅26.90%的比重高了2.59倍；“学习知识”“其他（含获取广告）”“获取新闻”都大大低于问卷调查比重④。这个同时同地的调查证明被调查者的实际行为与其宣称的事实（言语）之间存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割裂现象。类似情况在全国其他地方都很普遍，而且表现如出一辙，即较之问卷或主动回忆等以言语为中介的调查，实际取向都是偏于休闲娱乐的。 　　2009年1月至3月，南昌地区日记法和测量仪收视调查并行，也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同时同地直接比较的两类数据。测量仪前20位节目，14个为综艺节目和影视剧，而日记法为10个；日记法高居第二的中央一套《新闻联播》，在测量仪中跌到第59位；社教专题《西藏今昔》《解放农奴》，以及很热门的《温家宝总理会见中外记者》、宣传味很浓但娱乐性欠佳的《十大???业先锋和谐社区和谐村庄十佳文明服务窗口服务明星颁奖晚会》等，在日记法中高居前20位，到了测量仪也大挫；而一些不怎么主流的影视剧，像《妈妈为我嫁》《监狱不设防》《富贵开心鬼》等，日记法收视率不高，测量仪却大幅上升，闯进前20位。 　　日记法依靠事后回忆进行统计，观众需要拿出纸笔，就自己收看电视的情况写成文字报告调查员，或者当面回答调查员的提问。而测量仪依靠专门的仪器设备，记录观众的收看行为，回传给调查公司。前者带有较明显的人际交往色彩，是观众与外人打交道、通过语言表达自己个人行为的一种方式；后者没有外人直接参与，是个人行为的设备化记录。两者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观众言与行的差异。 　　以上调查互为补充和印证，带给我们全面的启示：直接作用于受众感官的影视媒介相比于书籍、杂志、报纸等作用于人们思维的媒介，能够较大地满足个人的娱乐需求，从而滞留观众。但随着调查方式的公开，参与人员的增多，观众会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下，误判或修饰自己的真实行为，以达到可能连观众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某种目的，其总体趋向是掩饰或缩减个人对这类媒介以及其中非主流娱乐休闲节目的关注度，加大对于需要更多思维参与的主流节目的认同，其言行割裂由此产生。而书籍、杂志、报纸等媒介较少存在这种娱乐性与思维理性、感官享乐与融入主流之间的冲突，三种不同调查的差异要小很多，受众的言行割裂不明显。 　　观众言行割裂背后的人格心理 　　人格心理学中的精神分析学可以解释这种差异。按照这个学说，个体人格由潜意识到前意识再到意识，依序呈现出“原我”“自我”“超我”3种人格层面，其对应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 　　首先，在测量仪调查中，观众较自由地选择收看对象，较少顾及外人评价和个人形象，这个时候会极大地倾向于娱乐性很强的节目；新闻类节目也需要在具备曲折故事、轰动场面等娱乐化看点之后，才会引起足够关注，这和人格心理中“原我”的享乐法则十分吻合。 　　日记法或问卷调查下的观众介乎测量仪与评奖之间，其人际交往色彩，使观众不得不稍稍顾及一般的“日常准则”以及个人形象，从而有意无意地对自己的实际行为做出“修正”，夸大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品牌新闻类节目、社教专题以及偏主旋律的综艺娱乐节目与影视剧的关注度，而把一些不怎么入流的娱乐休闲节目贬出名单。这符合“自我”的表现，即尝试约束个人享乐欲望，与外界普遍规则达成更多同步，满足自尊需求。 　　较之日记法或问卷调查，评奖更是多人参与的大型人际活动，而且评奖结果要向公众公布，参与者需要顾及的因素更多，除了“日常准则”，还有社会道德、主流价值、专业水准、他人认同等等，这好比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