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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公面子》热效应下冷思考 　　2013年中国剧坛最大的话题性事件非《蒋公的面子》莫属。从《南方周末》长篇累牍的专版，到微博上各种剧评文章的转发；从上戏、中戏等专业艺术类院校演出后的研讨会，到各综合类大学观演盛况后的热烈讨论；从北上广演出的一票难求，到武汉、南京等文化重镇的票房大卖，无不显示着《蒋公的面子》正持续、猛烈、毫不留情的撞击着中国话剧界那颗本不强壮的小心脏。《蒋公的面子》已经不仅仅作为一个原创的话剧剧目存在和演出，而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文化现象在传播和发酵。为什么这个出自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系21岁女学生之手的戏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效应，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这样一个文人戏能在当下并不容乐观的话剧氛围中博得满堂彩？笔者认为个中缘由是多层面的，主要原因在于： 　　知识分子题材缺失已久 　　话剧作为舶来品进入中国，从1906年以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为首的一批留日中国学生创办的春柳社在日演出《黑奴吁天录》开始算起，时至今日，这种最早为区别于中国戏曲曾叫过“新剧”的舞台表演形式，已经走过了一百多个春秋。其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的巨大变化，话剧艺术无论从思想还是形式上也都跟着发生了重重变迁。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到来更是对舞台艺术提出了重大考验――跟所有经济现象相同，在文化市场或者通俗说的票房里，观众的审美需求成了引导文艺创作的指挥棒。可是市场又往往是盲目的，它在繁荣了文化的同时，又把它带入了另一种歧途，忘却了文艺作品也承载着寓教于乐的功能。但是介于这种市场经济又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所以有另一只有形的手在引导文艺创作――定向戏、得奖戏等官方指导下的创作令艺术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自我表达和文化需求。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明确指出文艺作品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个人民大众就包含着知识分子。可是在我们当今的文艺创作中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已经难觅踪影，尤记当年的京剧《曹操与杨修》以深刻揭示知识分子人格，隐喻高压下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而享誉剧坛多年，至此之后鲜见这样跟文人有关的戏立上舞台。 　　而此时《蒋公的面子》这样一出讲述文人心理和人格，或者如戏剧学院专家们说的“回归话剧本体”的戏自然显得木秀于林，耳目一新了。“1943年、蒋介石、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三个教授、受邀、赴宴、去还是不去”，这么几个关键词一出，即使剧本尚未成型，但凡稍有戏剧思维的人，便可感知这是好戏的引子。题材是成功的一半，可惜好的题材确实不容易发现和捕捉。本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则传说，究竟三个教授有无赴蒋公的宴都未曾得知，被敷衍成了一个戏剧故事，便能够吸引知识分子的关注，这就是题材的重要性。今天我们的知识分子还有无这样的节操，敢于在“是否要去赴领导宴”的问题上纠结，其实已经不值得讨论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在当今社会早已消失殆尽了吧。 　　优秀而深刻的文艺作品，终究是要观照当下的。 　　创作团队非专业化的逆袭 　　不可否认21岁的编剧温方伊是颇具才气的，她能够迅速抓住导师吕效平给的这个题材点，并且花功夫看大量的资料，完成这个话剧剧本。从创作初衷来看，《蒋公的面子》不是冲着舞台和票房去的，当然更不是为了得奖，而仅仅是交一个年终作业。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这就为创作提供了相当大的自由度和发挥的空间，编剧可以抛开一切杂念和束缚来把握题材，进行构思和写作。从这一点来看，校园无疑是进行戏剧实验最佳的堡垒，因为校园戏剧不用考虑得失成败、利益。这些都是专业剧团无法比拟的优势所在。 　　试想今天的剧团在大面积改制、面向市场的前提下，哪个院团的领导敢于立项做一个有关蒋公和文化大革命沾边的题材？《蒋公的面子》成也就成在非专业院团的制作上。 　　另外一点，因为这个戏已经定位在了校园戏剧上，所以在很多本该从专业角度去衡量的标准便降低了许多。期望值一旦打折，相反会有不一样的惊喜，这是人类心理学普遍的证实。这里无心贬低编剧导演的才华和能力，只是就一个戏本该拥有的水平进行客观评价。正如每次演出结束后，导师加导演吕效平都会在现场陈辞一番，为编剧或者这个戏做解释。真的一出好戏需要这样去做吗？答案相信在每个人的心中。或许以一个校园戏剧的专业水平去和专业院团比较是有失公允的，可是又要拿这个出自校园的《蒋公的面子》去质疑专业院团又是公允的吗？双重标准总是出现在我们生活的边边角角。 　　不对校园戏剧和专业院团的创作剧目进行分类评判，既不利于专业发展，更不利于校园戏剧的成长，这对两类戏剧最终都会造成伤害。 　　功夫以外的作用不容小觑 　　当网络逐渐取代电视和报纸作为新一代传播工具以后，人类的信息量再次爆棚；尤其是微博渗入我们的生活后，信息量更是呈几何式增长。《蒋公的面子》便是乘微博的力量渐入人心，广为传播，几乎成为尽人皆知的文化现象。 　　笔者也是从微博上知道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