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元代杂剧婚恋模式发展巅峰.docVIP

《西厢记》――元代杂剧婚恋模式发展巅峰 　　摘 要：元代才子佳人的婚恋模式是在民族心理、历史事实和元代知识分子地位下降的社会现实等综合作用下形成的。《西厢记》为才子佳人模式注入了新的婚姻爱情观，使这一模式所体现的思想性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西厢记》在艺术上也代表了元代才子佳人剧的最高水平。 　　关键词：才子佳人模式 王实甫 《西厢记》 　　所谓婚恋模式是指“由于经济的、政治的、心理的原因而导致婚恋中带有恒常性的东西；尽管作品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地点可以变化，但核心内容、基本冲突却不发生变化”[1]（P54）。《墙头马上》、《倩女幽魂》、《拜月亭》等一大批作品的问世标志着一种新的婚恋模式――才子佳人模式的形成和确立，而《西厢记》则是这个才子佳人模式发展的巅峰。 　　一 　　元代的才子佳人剧大多是表现文人书生和大家闺秀的恋爱故事。剧中的贫弱书生与富家小姐一见倾心，中间历经种种磨难，但最终以团圆结局。元代的才子佳人大多符合这个模式。元代才子佳人的婚恋模式是民族心理、历史事实和元代知识分子地位下降的社会现实等综合作用下形成的。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学习学好了，就可以去做官。也就是说登上仕途的必备条件就是要有“才”。人人都渴望功成名就。因此，“才子”在封建文化中是备受推崇的。“才子配佳人”是读书人心目中的爱情理想。正是这种传统文化心理，奠定了才子佳人模式在元代婚恋剧中的坚实基础。 　　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给广大文人提供了进身之阶。即使是出身贫寒的读书人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出将人相，实现他们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但是元朝的科举考试停顿了78年之久，这对广大文人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悲剧。再加上元代的蒙古族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这就使读书人的地位一降再降。身份的巨大反差使元代的知识分子对历代文人的美好前程艳羡不已。为了寻找一种精神慰藉，剧作家只能在作品中去实现他们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幻生活。尽管才子佳人剧中的“才子”身份低微，处处被人轻视。但是这些“才子”却连连中举，并且获得“佳???”的青睐。剧作家以此来成就他们心目中的美好姻缘，弥补心中的无线缺憾。元代的许多婚恋剧都符合这一模式，比较著名的有《墙头马上》、《拜月亭》等。所以，元代的才子佳人剧的女子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在反抗外力的阻挠，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中，表现了一种积极的主动精神。她们对封建门阀观念的反抗和对婚姻自主的追求相当强烈，这在以往的爱情作品中是没有如此明确地表现过的。元代的才子佳人剧往往表现了剧作家进步的爱情观。这一点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二 　　《西厢记》描写的是书生张生在普救寺遇见相国之女崔莺莺，二人一见倾心，通过侍女红娘的协助，冲破封建礼教约束而私自结合，最终以张生中状元，二人成就美好姻缘作为结局。可以看出，《西厢记》是一部典型的才子佳人模式的戏剧。但它与元代其他爱情剧作相比，王实甫又对才子佳人模式有所突破，他为这一模式注入了新的婚姻爱情观，使这一模式所体现的思想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文学史上崔张故事主题思想的几次演变，理解王实甫在《西厢记》中演绎出的进步思想。 　　“西厢记”事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小说中的张生对莺莺不仅始乱终弃，还被时人赞为“善补过者”。宋代出现的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的《商调蝶恋花》逐渐表现出了同情莺莺的倾向。但同情归同情，依旧无力转变莺莺的悲剧命运。这一问题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得以解决。《董西厢》将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发展为争取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董西厢》提出了青年男女婚姻自主的问题，但是这种婚姻的基础是什么，却并不十分明确，张生在追求莺莺的过程中，还有过短暂的思想动摇，崔张结合中的感恩报德、功名富贵思想也还比较浓重。 　　崔张故事发展到王实甫的《西厢记》才变得完美无缺。王实甫在继承《董西厢》思想和艺术成果的同时，着力刻画了崔莺莺、张生、红娘等一系列人物形象，表现出他们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强烈不满和对恋爱婚姻观念提出的直接挑战。他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婚姻理想。强调了婚姻的基础是爱情而不是其他一切东西。王实甫刻意选择从受封建制度、伦理道德压迫最深的女性角度入手，尤其是对女性主角莺莺追求婚恋自主时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细致描绘极大地改变了以往崔张故事的主题思想，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 　　其次，王实甫的《西厢记》对“情”的关注比元代其他才子佳人剧更进一步。由宋入元，社会思潮发生了变化。因为元代统治集团的上层，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在利用正统的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重各族固有的宗教信仰。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程朱理学独尊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