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工业大学信息检索课课件》第二章资源 图书馆.docVIP

图书馆：从翻卡到网络书库 以前，翻阅数十个柜子的目录卡片才能在图书馆内找到一本书，如今轻点鼠标就能随时随地看到珍贵的古籍。60年来，中国读者跨越了怎样的信息鸿沟; 未来，我们能否将“图书馆”带在身边？ 图书馆：从翻卡到网络书库 ■ 本报记者 李敬 “原来两百年前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住过的北京蒜市口是这样的。”2009年盛夏，在首都图书馆内，一位年轻的读者在电脑屏幕前发出了低声嗟叹，这引起了坐在其身边的记者的注意。闲谈中，年轻人告诉记者，作为“红学迷”，他最近对曹雪芹的故居产生了研究的兴趣，为此在图书馆内查阅了不少“红学”论著，锁定了曹雪芹故居之一——北京蒜市口的大体位置。今天他就是到首都图书馆来亲眼看看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北京蒜市口胡同是什么样的。 带这位年轻读者穿越时空的不是时间机器，而是首都图书馆数字信息库中的珍贵资料——《乾隆京城全图》。让普通读者坐在图书馆舒适的阅览室里、轻点鼠标就可以一览1750年前后北京城的样子，这要归功于首都图书馆建起的数字图书馆。 翻卡找书 40年前，也是盛夏里的一天，年轻的馆员韩朴正在首都图书馆整理手头的资料，一位身着灰蓝色中山装的男子快步走上前来说:“同志，我要查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找齐，听说你们这儿比较全，请帮我找一下。” 韩朴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读者。仔细看过清单，他发觉所列资料和书目虽然很少见，但记忆中大多在馆内见过。然而，按照当时首都图书馆的目录管理体系，要一下子找全这么多资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韩朴请来了几位同事，一起翻首都图书馆的宝贝疙瘩——足足装了几十抽屉的“图书目录”。 “在当时，首都图书馆的卡片目录在条目数量、分类和查找效率上都是全国图书馆业内数得上的。而且首都图书馆自建立之初，就确立了为广大民众服务的方向。”如今韩朴已经从首都图书馆副馆长的岗位上退休了，据他介绍，首都图书馆是辛亥革命后我国第一个面向普通民众的图书馆，其前身可追溯至1913年～1917年间鲁迅先生参与筹建的京师图书分馆、京师通俗图书馆和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当时的京师各图书馆被蔡元培先生称为“失学者天堂”。鲁迅、夏曾佑、梁漱溟、沈从文等一些文化名人经常光顾，成千上万的学子在首都图书馆自学成才，步入社会，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 1949年北平解放，已经由三馆合并而成的北京市市立第一图书馆获得了新生，并更名为“北京市图书馆”。1956年，经过两次扩容后的北京市图书馆正式更名为“首都图书馆”，并入驻元、明、清三代最高学府国子监。此后，首都图书馆发展迅速，仅仅七八年间藏书就已达99.2万册、职工122人、馆舍万余平方米，进入全国大型公共图书馆行列。而首都图书馆与文化部一起花费巨资进行的大规模书籍修缮与整理工作也就此展开，纸介质的图书目录也随即建立。 但尽管如此，经过好一番查找，韩朴和他的同事才终于找齐了书籍和资料。在当年，像这样的查找过程在图书馆里非常常见。然而，韩朴已经开始思考，这样的查询能不能变得更高效，更便捷呢？ 数字化编目 时间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来图书馆“充电”的人越来越多。然而，我国图书馆馆藏文献的基本检索工具仍然是打字油印的卡片目录系统，依然是用数十个目录抽屉组成一个目录柜，数十个目录柜就组成一套目录系统。 “这样的管理方式不仅效率低，而且占用空间巨大。”韩朴介绍说，同样一种目录卡片至少需要印刷6张，分别组建成分类、书名、著者三套专供读者使用的目录，以及另外三套专供公务使用的目录系统。“当时国内图书馆中鲜见主题目录，并非缺少理论和方法，而是由于同一种文献会分出平行的、或是相互组配的若干主题，以这个基数再乘以6套，需要的空间以及人工成本在当时是难以实现和承受的。”韩朴表示。 如何才能提高目录系统的使用效率呢？ 正在思索之际，由于工作需要，韩朴委托一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朋友检索该校图书馆所藏1949年以前出版的北京地方资料。由于当时还不具备网络通信的条件和能力，两周后，韩朴才收到邮局送来的厚厚的一份邮件，其中装的是通过OCLC联机系统检索出来的几十所著名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数百条相关文献的目录及其详细收藏地点的信息。OCLC联机系统主要通过由OCLC（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设计运行的联机通讯网，向成员馆及其他组织提供各种处理过程、产品和参考服务，也接收来自互联网的访问。国外图书馆的信息化水平让韩朴很是羡慕。 “当年，中国图书馆若想要达到国外图书馆的检索状态，就要使用数据库技术，对本馆收藏的文献进行数字化编目，建立起关于馆藏文献的完整的元数据库，才能通过局域网络提供馆内应用。除了要对新进馆的图书进行数字化编目外，还需采用回溯建库的方式，将以往已编目完成的上百万条卡片式目录全部数字化。这对于那些历史悠久、藏书丰富的大型图书馆而言，肯定是一个极为浩大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