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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中土家山寨百景图 　　我虽然没去过恩施，没置身于土家山寨，但对土家也并非一无所知。这要感谢恩施、宜昌的作家，尤其是土家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让我了解了不少土家的过去和现在。当年我作为评委评选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奖，读杨秀武先生的诗集《清江梦寻》时曾写下这样的文字：“让诗人来读鄂西，我们来读诗人”。读到了什么呢―― 　　“这是鄂西的歌，是鄂西的汉子和妹子的歌，雄浑可裂石，柔曼可漾波；这是鄂西的歌，是鄂西的山和水的歌，山仁藏白虎，水智护巴国；这是鄂西的歌，是鄂西的历史和现代的歌，林森酝佳酿，市闹燃灯火……” 　　写罢上述文字仍感念不已，难以自抑，遂涂鸦自遣： 　　开书恍见摆手舞，掩卷犹闻竹枝词。吊脚楼高楼上看，土家人远人相知。 　　今天，追随着传锋先生的小说，又把我带到了土家山寨，听闻变革的风风雨雨，品味人心的酸酸甜甜。山寨和都???相遇了，农耕和商业相遇了，传统和现代相遇了，土家人和城市人相遇了，会擦出如何的电光石火，会漾出怎样的笔底波澜？这是我感兴趣的。《白虎寨》中说到南曲的时候，称那是宫廷乐工传到民间的。我在长阳听过南曲，确实柔婉动听，于土家质朴天成的乡音中织入了文人的雅致纤巧。我读《白虎寨》时不时忽发奇想：莫非传锋先生在为土家乡亲谱写一部变革时代的新南曲么？ 　　在谈论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时我曾经提出，周立波是以游子、干部、文人（知识分子）的三重身份和三种视野来写《山乡巨变》的，用这个方式来考察传锋先生的《白虎寨》也是蛮贴切的。 　　传锋先生自己就是一位“少小离乡老大回”的游子，在《白虎寨》中曾赴南下打工又返回山寨的幺妹子等一群女孩子就是作家的代言，幺妹子们坐听家乡的年长者对土家历史的传说的叙述也是不可或缺的补充。幺妹子和传锋先生共同的游子情怀就是“恋乡”，即指“萦绕在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眷恋和偏爱故乡的情感因子”[1]。如果说幺妹子因金融风暴、厂子关门而返乡，还有被逼回的原因，那么后来状况好转，厂子恢复经营，来电邀幺妹子等回厂上班而被幺妹子推辞了，这就是确确实实的“恋乡”了；准确地说是变革的前景给游子的“恋乡”增添了时代性的新因素，这样的恋乡自然又有别于古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露从今夜白，月悬故乡明”的乡恋。 　　“恋乡”是整部小说的底色和基调，使作品明丽而温婉，它表现在幺妹子和伙伴们对童年和少年生活的温馨记忆中，尽管那其中不乏贫穷的苦涩；表现在对故乡山水的亲切依傍中，尽管那里遍布山高路险的艰窘；表现在对父老乡亲温情善待中，尽管这当中也有毛病不少的乡民；表现在对乡风民俗娓娓叙述中，尽管这当中不乏落后的东西……当然这“恋乡”的根底系结着土家的图腾――白虎。“每个图腾都与一个明确规定的地区或空间的一部分神秘地联系着，在这个地区之中永远栖满了图腾祖先的精灵，这被叫做‘地方亲属关系’……”[2] 这种萌生于人类祖先的乡土意识，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遗传下来，成为人类难以割舍的精神宿命之一。正是这白虎的精魂、白虎的血脉繁衍着代代土家人，把历史和当下、神话和现实连接成一个艺术整体。 　　作品明丽而温婉的风格就来自于传锋先生的游子之心，我注意到小说中对故乡山水的描画、对乡风民俗的抒写、对父老乡亲的塑造，皆如同周立波对益阳山乡的书写，更多地看到的是故乡美好的一面。这里几乎没有恶俗、没有蛮野，更没有肮脏与血腥，就连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也如同家常邻里间的小磨擦，是文化的差异，而非敌意的搏杀。传锋先生说，他写这部小说是温情主义的。这让我想到周立波在写《山乡巨变》第一部时对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场景的回避。在他笔下故乡的父老乡亲是没有一个坏人，为了写“阶级斗争”他不得已安排了一个阴谋搞暴动的“阶级敌人”，但这并不是故乡人，而是从外乡潜逃过来隐匿的地主分子。传锋先生免却了写“阶级斗争”之累，于是土家乡土，更是一片宁静温馨、充满人性美的世界，是一片无异已感、威胁感，可以让灵魂得到安宁的天地。我非常能理解传锋先生的“温情主义”――尽管它可能削弱小说的现实深度和思想力度――因为《白虎寨》就是传锋先生的一次精神还乡。 　　最值得讨论的是干部的身份和视野。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以干部身份和视野来观照与表现社会生活可以说是一个传统，赵树理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工作同志”，写小说要起到指导工作的作用；丁玲、周立波也向来以为自己首先是党的干部，然后才是作家。他们写小说都有贯彻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服务于中心工作的意图。传锋先生与周立波等老作家不一样，具体身份不一样，文学观念就更是不一样了；但是传锋先生当了多年的干部，从政策的观点，从大局、全局看生活这是个传统，也是个优势。小说中上至苗书记、县委组织部长，下至向思明、覃建国都是“干部”身份的代言，包括叙事人――当我看到小说中交代“三万工程”是省委李书记倡导的，不禁莞尔一笑。我以为“干部视野”是有优势的――居高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