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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不是伪装,而是相信伪装 　　好的作家不单是把时间固定在永远青春上，他从相同的世界里看到了不同 　　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小说，要有文学？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小说有其他的学问，包括现实生活所不能取代的作用。 　　比如讲像政治、社会、经济、自然科学，大家都在研究。我们每天都在生活，但是有一个问题自有人类以来都解决不了，中国古代的皇帝对这个问题下的工夫非常大，就是长生不老。为什么人会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是历史上确实有些人把青春留住了，他们确实长生不老，而且我们什么时候见他们都是那么的年轻，他们是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这些人，我们什么时候打开《红楼梦》，他们总是十五六岁。 　　我觉得文化的作用最根本的是能够把时间和空间在一个坐标上固定住，这是我们人类的理想，文学可以做到，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根本价值。留住时间是身为一个作者都想做到的，但是一个真正特别好的作家和一个一般作家的区别并不在于仅仅把时间留住，也不在于文章的技巧，而是从出发点上他就与众不同。 　　《红楼梦》很了不起，并不是说曹雪芹写得多少好，是他想的跟大家都不一样。《红楼梦》第一次把一个不爱读书的孩子当成他喜欢的人，他的思想对于整个封建社会是一个极大的颠覆。《红楼梦》第一次把日常生活作为描写的主要内容，在它之前，所有的小说包括文章写的都是帝王将相。但是曹雪芹不是从日常生活起笔的。贾宝玉并不是人，他是一块石头，林黛玉也不是人，她是一株花。石头看到花要死了，给她浇点水，花活过来了，说，这辈子我用眼泪来报答您。 　　作家不是一个首先会描情状物的人，他首先是一个哲学家，他的世界观包括方法论是与众不同的。《水浒传》不是一个单单的故事，首先是一个英雄泪，所有的英雄下场都是不好的，这是一点。第二点施耐庵在历史上第一次把杀人放火的强盗当作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来写，这也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好的作家就不单是把时间固定在了永远青春上，而且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时间和青春，他从相同的世界里看到了不同。 　　在我写作的道路上有几个人对我影响特别大。第一个就是我的外祖母，外祖母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她不识字，个头1.55米左右，她是一个扛长工的，在方圆50里很有名。黄河边上3里路长的麦场，头把镰一定是我外祖母，身后跟的全是大汉，但是我外祖母从这头割到那头，麦子割完了，那些大汉顶多割到地的一半就不错了，而且我外祖母割过去的麦地干净而整洁，他们割得乱七八糟。我问她为什么呀？她说我告诉你一个诀窍，割麦子只要俯下身就不敢再直腰，因为你直第一次就想直第二次，一直到二十次。这是我外祖母留给我的最大的精神遗产。 　　我15岁的时候离开了河南去当兵，碰到了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对我又起着特别的转折作用的一个人。在第一次乘火车时，车厢角上有一个农村的少年在写诗，这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这个人是我人生历程中遇到的最聪明的朋友。他把铺盖叠得特别长，特别宽，里面摆满了马恩的著作，我说你要干嘛啊？他说我要把这个世界搞明白，一个农村的十八九岁的少年要把这个世界搞明白了。我说你搞明白了吗？他说越搞越糊涂。他在农村整天不干活，整天研究马列，村里人都觉得他疯了。这个朋友对我说，你不能再混下去了，你的最高理想不能是娶媳妇。我说干嘛啊？他说写作。“但是我们家都不识字，就我初中文凭？”他说不要紧，你最大的特点就是你的看法与别人不同，这个不同是重要的。这是我的朋友告诉我的，不是曹雪芹、施耐庵和罗贯中告诉我的，一个乡村的孩子把我引上了这条不同的道路。 　　被饿死的人面对自己被饿死，采取幽默的态度。这个喜剧背后是不是更悲凉呢 　　在写《一地鸡毛》的时候，我突然碰到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站在北京的街头看到很多上班和下班的人，每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点是一样的，表情。非常的麻木，他们昨天知道今天要干什么，今天知道明天要干什么，满大街的全是一样，但他们又不是一样的，他们是人。 　　从价值实现论上来讲，如果一个人的价值在生活中得不到实现的话，他们会自杀。但是他们为什么没自杀，而且活得这么愉快、表情麻木地往前走？最后我突然发现了，在一个地方他们的价值得到实现了，这个场所遍地都是，就是菜市场。每一个人一进菜市场精神为之一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马上投入一场战争中去，就是讨价还价。韭菜多少钱一斤？1.5毛，没有一个人说1.5毛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他说1.3毛。2分钱丢到地上没人捡，但是到菜市场上两个人寸土不让，也就说明2分钱在这个地方已经超过了2分钱的价值。 　　当我们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上帝给了菜市场一缕灿烂的阳光，我知道《一地鸡毛》怎么写了。很多人说我写小人物，我说错了，我不写小人物。我觉得这些买菜的人，街上骑车的人是大人物。大和小的概念千万别弄错了，我的大和小的概念跟你们是不一样的。从古到今有许多帝王将相，他们一生的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