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田错》——《五朵金花》故事原型.docVIP

《花田错》——《五朵金花》故事原型 　　[摘要] 1959年8月，季康与公浦联名在《电影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五朵金花》的电影剧本，同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王家乙在此基础之上拍摄了电影《五朵金花》。通过《五朵金花》的原型分析，笔者认为这一部藉由误会巧合、性别错置、男欢女爱发展出的京剧《花田错》才是真正孕育了《五朵金花》的“沃土”，它直接决定了影片的古典式喜剧风格而并非开创了社会主义喜剧风格。 　　[关键词] 《五朵金花》 《花田错》 故事原型 　　作为一部白族题材电影，人们不自觉地认为《五朵金花》取材于《望夫云》、《蝴蝶泉》、《绕三灵》等一系列白族民间故事。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谈论《五朵金花》的故事原型之前，我们不妨先从一桩有关经济赔偿问题的民事案件说起。 　　2001年2月5日，《五朵金花》的编剧赵季康和王公浦把云南曲靖卷烟厂告上了昆明市中级法院，认为其生产的“五朵金花”牌香烟侵犯了剧本的著作权，在长达8年的诉讼过程中，云南省高院合议庭最终认为“原告赵继康、王公浦于1959年创作出版了电影文学剧本《五朵金花》，对该剧本两原告依法享有著作权，受法律的保护。”但是，由于现在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没有具有明确表述对作品名称进行保护，因此“单就‘五朵金花’一词而言，得不到著作权保护。”[1]法庭的判决引发了法学界的争议，其焦点在于“作品名称能否受法律单独保护？”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观点。[2]值得一提的是，在若干场的审理中，法庭至始至终都没有否认过《五朵金花》的独创性，只是“五朵金花”因可被拆解为“五朵”和“金花”两个名词而被否决在著作权的保护之外。[3] 　　在初审中，被告云南曲靖卷烟厂从民间与书籍中搜索了几点举证对原告进行反驳：“一、金花是大理妇女喜欢使用的名字；二、金花作为女性名字不具独创性；三、《白族本主文化》中有金花姑太、金花龙姑、金花姑娘的说法；四、金花公主；五、《白族文学史》有金花姑太、金花公主、金花宫主等；六、《白族神话传说集成》有关于白族始祖的传说。” 因此得出“五朵金花是??族文化的表现形式。” 首先，卷烟厂相当巧妙地把“五朵金花”置换成“名词”+“数词”而非一本著作或者一个爱情故事，笔者在《白族本主文化》、《白族文学史》、《白族神话传说集成》中，都没有找到《五朵金花》的任何故事原型痕迹。其次，六条举证把作为女性名字的“金花”与远古时代白族起源神话中的五个分别嫁了“老虎、狗熊、蛇、老鼠、毛毛虫”的女性始祖并列，构成了“金花”+“五个”的组合。然而，这五个“女性始祖”不但在传说中无名无姓，而且《五朵金花》的最早版本是《十二朵金花》，与“五个”毫无联系。 　　既然电影《五朵金花》的故事原型与白族的民间故事无关，那么金花与阿鹏的名字是怎样被选择？“五”这个数量又怎么被确定呢？据张树芳的口述，“寻找金花这一构思，源于莫沙电影剧本《点苍红旗飘》里反映的白族姑娘杨秀珍为纸厂上山砍竹，因雾大迷路，困于山间，受尽饥寒，厂职工寻找她这一真实故事。我们把寻找杨秀珍变换成寻找金花”，“剧中女子之所以叫金花，是源于我们白族民间给女孩子取名普通喜欢用个花字，为金花、银花、吉花、菊花、灼花”，而阿鹏的名字因为“民间常给男孩取名阿鹏”。至于“五朵”更是文学创作的偶然性所致，张树芳回忆“公浦通读剧本《十朵金花》提纲……大家认为金花太多，剧情太散，应再剪裁取舍”，[4]王公浦则对张氏的记忆提出质疑，他与赵季康最开始写的是《十二朵金花》，在袁勃的建议下缩减为《七朵金花》，最终被夏衍定为“五朵金花”。[5] 　　从这些原始的口述材料中，我们得出“金花”的原型名字是“杨秀珍”，除“金花”之外大理还有各种其它与“花”相关的女性名字，而“五朵”也并非来自“五个女性始祖”传说，而是文化官员影响创作的结果。在其它文学形式比如大量的少数民族诗歌中，金花常常作为意象而非人物形象出现，[6]同时，卷烟厂所津津乐道的“金花姑太、金花公主”等白族本主形象在汉族的民间故事中也有类似的出现，例如“金花”以及“金花娘娘”的故事曾记载在汉代古籍《广东新语·神语》中，[7]她至今依然是广东地区的送子女神。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即使“五朵金花”被生生地拆解成“五朵”+“金花”，它都不可能是“白族文化的表现形式”。 　　那么，“五朵金花”的创作立意究竟有没有原型？如果有，它应该借鉴了哪些文艺作品呢？编剧赵季康在一次访谈录中提及该影片的三个创意来源，一是白族民间爱情故事《望夫云》。作者声称一九五六年“去大理收集过民族民间传说，曾经考虑过改编白族的长诗《望夫云》。”二是政府组织的先行写作班子。他们提供了“大理花甸坝矿洞六姐妹的先进事迹”，引发了季康“把‘矿洞六姐妹’安置到农、牧、付、渔包括当时大炼钢铁的现实典型环境之中”的设想。三是京剧《花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