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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恒 巴以隔离墙边圣城 　　2012年6月29日，“耶稣诞生地：伯利恒主诞堂和朝圣线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巴勒斯坦第一次“申遗”成功。消息传来，巴勒斯坦人兴奋不已，一座基督教堂，为一个尚未真正建立的穆斯林国家赢得了荣誉 　　去年十一月一个阳光和煦的上午，我们像中世纪的朝圣者一样，以步行的方式离开耶路撒冷前往伯利恒。这是一条修建在山岗之上的宽阔公路，当耶路撒冷城渐渐落在身后时，右手边的朱迪亚山地露出更为清晰的容貌，稀拉的橄榄树和灌木丛点缀着荒白色的山体，正是这片土地的寻常景象；左手边的东方，也在死海上空蒸腾的水汽中，远远显出约旦高原的轮廓。 　　伯利恒城外的旷野，是《圣经》里许多故事发生的舞台。就在这儿，雅各埋葬妻子拉结并为她立了墓碑；年轻的大卫赶着羊群，人生的大运还未降临；摩押女子路德弯下腰去捡麦穗，一起身遇见了波阿斯，于是开始了一段爱情。 　　更不用说《马太福音》那句脍炙人口的—— 　　“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我觉得歌颂耶稣出世的这两句话，是整部圣经里最好的感叹句。 　　“心里被盖了一堵墙” 　　放空的思绪在一道钢筋混凝土高墙前戛然而止，墙的高度目测有七八米，顶上还有铁丝网和摄像头，每隔一段还能见到岗楼，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巴以隔离墙。以军检查站就设在隔离墙下，将以色列实际控制的耶路撒冷全市和属于巴勒斯坦自治地区的伯利恒这两座圣城，生生切开。 　　以色列政府从2002年6月起，沿1967年“六日战争”前的边界线开始修筑这道“安全隔离墙”，要将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自治地区与以色列完全“脱离接触”，以阻止巴方的激进分子越境袭击。 　　本以为肯定要颇费工夫才能通过隔离墙的检查站，我们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到了才发现，虽然荷枪实弹的士兵和各种电子检测设备，多少传递出了一点严肃的气氛，但却谈不上紧张，我们只是把背包放上安检机，让边检官翻看一下护照，就得以放行。 　　伴随着某种矫情的失落感走出来，我立刻被眼???的场景惊到了：一条被铁栅栏从中隔开的通道，一边是出，一边是进，进的那边排满了阿拉伯人，队伍很长，应该都是伯利恒及其附近的巴勒斯坦居民。隔离墙修建起来后，以色列政府允许巴勒斯坦人入境内做工和购物，但不得过夜。 　　他们朝我们笑，像我生活的东耶路撒冷那些阿拉伯朋友一样，开朗热情。来中东之前，我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了解只限于书面，无非是各种的历史片段和宗教纷争。在耶路撒冷生活一段时间后，对两个民族的性格差异逐渐有了感受。他们对中国人都很友好。我遇到的几乎每个犹太人都知道二战时中国上海收留犹太人的历史，不少人还知道哈尔滨也曾是他们先辈的避难所。但犹太人一般不会在陌生人面前表现出太过主动和热情，我有好几个犹太朋友都给我以情感内敛细腻的印象。 　　阿拉伯人则不同，也许是东亚面孔在这里还算少见，每次走在阿拉伯区都有陌生人上来“搭讪”。我第一天进耶路撒冷老城的时候，就有一群阿拉伯少年跟在后面嘻嘻哈哈，尝试用简单的英语跟我们交谈。每次走在街上，都有开车的阿拉伯人摇下车窗打招呼，那些开店的阿拉伯商人都会报以笑容。当发现我们是中国人后，许多人都说“China！Great country！”“Chinese，good people！”。 　　他们的队伍行动得非常缓慢，原来每个人都需要验指纹，不少人还被要求脱鞋和进行搜身，巴勒斯坦人进出检查站，很显然远没有我们这些外国游客方便。后来我听说以色列的国民则根本不允许进入巴勒斯坦自治地区，以避免冲突。 　　这就是所谓的有限自治。 　　我到耶路撒冷后，不止一个在此常住的中国朋友告诉我，隔离墙修建起来，耶路撒冷的安全状况的确好了很多，这是事实，但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伯利恒的蓝天下，站在冰冷的高墙下，我只感到压抑感扑面而来，隔离墙穿过山野和谷地，割裂橄榄林和农田，原本的邻居很难再见面。巴方这边的墙体有大量的涂鸦，这道现成的大画板成为巴方和支持巴方的外国艺术家们表达政治诉求的舞台，我看到手持冲锋枪的阿拉伯妇女的巨幅画像，脸上露出的灿烂笑容反而让人不寒而栗；也看到“我想要回我的球（I want my ball back）”的孩子心声；有一段文字出自一个年轻女性，她说：“当你每天早晨起来，看到高墙立在窗外，那种感觉就像心里被盖了一堵墙。” 　　圣母玛利亚诞下耶稣之地 　　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画家大卫·罗伯茨曾在近东做过11个月的朝圣之旅，一路走一路画，后来出版了几卷有关“圣地”（Holy Land）的版画集。其中有一幅远眺伯利恒的图画，近处的浅谷里长着茂密的橄榄树，远处的山坡和平地上错落着许多灰白色房子，砌筑高墙，开设小窗。当我们进入伯利恒市区之后，整体的印象和大卫当年的感受差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