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两汉诗歌谣谚看儒家文化道德性价值评价.docVIP

从先秦两汉诗歌谣谚看儒家文化道德性价值评价 　　摘 要：先秦两汉是儒家文化地位的确立期，尤其是汉代，经过改造之后的儒家学说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文化强调现世关怀，在社会群体中定义自我，以人伦亲情为身心的归依之所，其人生价值在人伦定位中实现，于是道德性价值评价成为其人生价值的主要实现途径。这一点在先秦两汉的诗歌谣谚中有明确的体现。 　　关键词：先秦两汉 诗歌谣谚 儒家文化 道德性价值评价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7-0088-03 　　作者简介：孙董霞（1975―），女，甘肃秦安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甘肃联合大学讲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先秦两汉是儒家文化地位的确立期，尤其是汉代，儒家学说经过董仲舒等人的改造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文化强调现世关怀，在社会群体和日常人伦中定位人生价值，“强调的是自我在与他者的关系中的自我定位、自我评价”[1] （P.90 ）。儒家追求的是一种道德性价值，道德性价值在人际交往中生成。不同身份、不同等级、不同年龄的人按照礼仪规定都有一定的价值尺度和交往准则，这些准则大多具有价值生成作用。人伦交往的准则和规范，如孝、节、义、信、忠等最终上升为具有神圣性的精神价值，这些规范大多属于德的范畴。儒家鉴定人才的标准是德能统观，以德为主，这些精神价值既是选拔人才的依据，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的名分节操的判定标准。士人知识分子要实现事功理想，必须通过自觉地践行宗法社会的“礼”法规范和道德准则来获得上层统治者的认可。 　　西周时期，大夫以上的高级官员依然是世袭；而大夫以下的低级职务则开始实行乡举里选制，选拔的对象必须要有令名。春秋战国之际，士人有了较多的仕进机会和相对自由的选择余地，但仍要以才德闻达于诸侯为条件。汉代采用察举和征辟制度，太学的博士弟子由太常选拔，或由郡国选送。察举又叫荐举，是由公卿及郡国守根据考察以向朝廷推荐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平民或下级官吏。六朝实行九品中正制，但品评人物高低的中正官员才是人才选拔的裁决者。可见，士人知识分子要仕??，必须接受他人的品评，得到他人的认可，而那个举荐者或选拔的裁决者便掌握了求取仕进者的最终命运，能得到那些进贤荐能的官吏的赏识则比“得黄金一笥”还要难能可贵。《华阳国志?先贤士女赞》曰：“柳宗，字伯柳宗，字伯骞。骞，成都人，为州郡右职，务在进贤，州里为谚曰：‘得黄金一笥，不如为柳伯骞所识。’”[2] （P.242 ）但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人才因为得不到正确的评价而被埋没是常有的事。汉代歌谣《古?歌》云：“兰若自生香，生于大道旁，十月钩帘起，并在束薪中。”[2] （P.292 ）兰薪相混，有谁还肯称其为兰呢？知道其有兰的用途呢？能知人者绝非平庸之辈，只有圣贤才能知人善任，但这样的圣贤太少了。人们感叹现实中知遇难求，于是反而崇尚古人，“过季扎兮延陵，求鲁连兮海隅。”（东汉梁鸿《适吴诗》）[2] （P.166 ）然而，能知人者并不一定是当权者，想要入仕还得得到当权者的认可。所以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士人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当权者的赏贤上。梁鸿《适吴诗》云：“逝旧邦兮遐征，将遥集兮东南。心?怛兮伤悴，忘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纵迈，疾吾俗兮作谗。兢举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固靡惭兮独建，冀异州兮尚贤。”梁鸿适吴即是因为“疾吾俗兮作谗，兢举枉兮措直”，故寄希望于异州，渴望吴地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除了获得贤者或者权势要人的肯定之外，获得民众的认可更为重要。儒家士人通过正心诚意的修身之举，施影响于周围民众，民众的口碑是闻达的第一步。儒家的价值追求在于合群、乐群，个人能否被他人认可就意味着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的大小，即意味着他“群”的能力的大小。但这种“群”的能力有时却并非与主观努力成正比，儒家士人所处的社会评价环境中包括良莠不齐的评价者，具有超前意识的贤能之士难免遭受冷落，曲高和寡者难免陷于孤独的境遇。东汉著名的愤世嫉俗之士赵壹曾作《刺世疾邪赋》，于篇末假托鲁生作歌云：“势家多所宜，劾吐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2] （P.190 ）诗歌深刻地表达了贤能之士的生存困境及其忧愤之情。 　　公正的评价可以成就一个人的一生，而错误的评价甚至可以使一个人毁灭。伟大的诗人屈原就是在奸谗之徒诬陷性的恶意评价中被毁灭的。屈原一生唯恐修名不立，但他被困于无人知的深深孤独中不能自拔：“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离骚》）。有时候，民众评价的失误是由于贤者的超前意识难于为人所理解，而一些别有用心的小人却出于一己之私，蒙蔽贤者，称举恶人以结党营私，“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美之能当？苏粪壤以充帷兮，谓申椒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