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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革时代社会再组织价值与功能 　　【摘要】在数千年中国的文明历史中，政府组织一直拥有和控制着整个国家的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在此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开始重新调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呈现出社会组织的封闭性以及流动性差的鲜明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总体性社会日益分化，中国社会组织的价值也在满足社会多元的需求过程中不断体现。嘉定镇的“睦邻点”建设，正是基层社区工作者对社会剧烈变迁产生问题的思考和回应。它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一个新的成功案例，其价值和功能也将在更多的社区睦邻点建设中得到更大的发挥。 　　【关键词】 大变革 再组织 睦邻点 　　【基金项目】 本文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课题“上海化解‘新二元结构’问题研究”（13ZS142）项目的部分成果。 　　一、中国正处于剧烈的变革时代 　　按照20世纪公认的最有辨识力的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的说法，整个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自我调节的市场”发育史。“自我调节的市场”扩展推动整个人类社会进入所谓“市场社会”。原先是市场“嵌入于”社会中，市场的原则即价格机制仅仅在经济的领域内才发挥作用；今天市场原则却通行于整个社会，在经济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毫无例外地发挥作用。这就是人类基本生计模式的“大转变”。随着全球化过程在当代的急剧扩张，以及自20世纪末以来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纷纷走向市场经济，波兰尼对未来社会洞察的深刻性日益凸显其重要价值。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中，社会曾经经历了数次周期性动荡，一次次朝代更替使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每一次变革的时代，都伴随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急剧演变。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深深地卷入全球化的旋涡中，市场化对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发挥着越来越时空的影响。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变迁。用晚清重臣李鸿章的话来说“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还没有看到，在他死后其所效忠的帝制已经被新生的共和国所代替。 　　百年多的共和国历史是我们不断认识和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历史???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持续不断农业文明的国家，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变迁中，政府组织一直拥有和控制整个国家的资源，家、国同构使政府在社会组织资源中占绝对优势，政府的功能发挥掩盖了社会组织公共参与的空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首先面临着如何重新改造和整合社会的任务。“一穷二白”的年代，在经济、社会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通过革命获取执政合法性的新政权，试图通过工业化来发展国家，实现民族的强盛。意识形态的选择使执政党自然建立起国家对社会全面控制的集中体制。在农村社会中，经过土地改革、农村合作化等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国家完成了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全面控制。在城市社会中，在工商业改造、公有制确立、统分统配的就业制度等制度安排下，单位制度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在全能政治状态下，中国完全形成了“社会组织的单一化”的组织格局。 　　在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开始重新调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原有的“二元结构”正日益受到挑战并逐步走向瓦解，曾经完全深入到基层社会的国家权力开始被削弱。尤其是“单位人”迅速向“社会人”、“社区人”的转变。在这一剧烈转型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调整社会结构、发育社会组织、维护社会权利，也就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大变革时代凸显社会再组织的必要 　　中国剧烈的经济、社会转型加剧了社会风险。当代德国著名社会思想家乌尔里希?贝克说，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为所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尽管风险是与人类共存的，但只是在近代之后，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才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并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雏形。 　　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工业化成为中国实现自己强国梦的重要选择。新政权建立以来，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了有限资源的最大集中，我们用60年的时间实现了国家工业化。今天，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成为一个现代的工业国家。在推进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以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为代价，其形成的“二元结构”又对我们新的发展产生了现实制约，这使得转型中国的风险日益增加，中国迅速进入了贝克的风险社会。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根本目的是要以此为依据来批判和改造“简单现代性”。在《解毒剂》一书中，贝克指出，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建立―套话语来推卸责任。“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实际上反映了现代治理形态在风险社会中面临的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