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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住房投资属性政策将长期化 　1月6～7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这表明，我国未来必将以优先保障基本自住需求为楼市发展方向，抑制住房投资属性的政策将长期化。 　　房价泡沫负作用凸显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住房除了居住使用的消费属性外，还有投资属性，即住房作为高价值商品，可以接纳较多资金，从而成为一个重要的投资场所。近年来，我国住房强烈的投资特性加剧了房价的非理性上涨，迭创新高的房价使得经济的未来增长不得不面临一系列新的难题。 　　房地产市场成为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重要渠道。在房价持续上涨过程中，有房者与无房者之间、一线城市拥有房产的家庭与二三线城市拥有房产的家庭之间，资产和财富的差距被迅速拉开。房价上涨引起了社会财富在不同阶层之间的转移，结果是富人更加富有，穷人则更加贫穷。 　　按国家统计局收入五等分法统计数据，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集中程度已非常高，城市居民最低收入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最高收入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既不利于经济的稳定，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当前一些富有家庭购买住房就像购买艺术品一样单纯为了投资，一些房子长期空置不能得到使用，从而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高房价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努力实现由外需为导向转为以内需为导向、以投资为主的内需增长方式转向以消费为主的内需增长方式。然而，在高房价的压力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不得不将绝大部分预算花费在购买住房上，或者将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储蓄，以备未来的购房支出。因此房价高涨、储蓄持续增加、消费持续下降很自然就成为同一问题的三个方面，巨大的购房压力对居民的其他支出形成了明显的消费挤出效应。 　　不仅如此，房地产市场带来的土地财政问题影响了政府与居民间的收入分配结构，因为土地财政本身就是居民收入向政府收入转移的过程。虽然我国工业化进程已进入了后期，经济综合实力也跻身全球第二，但在经济蛋糕越做越大的同时，民生的改善和经济实力的增长不协调、不匹配的状况也越来越突出。从居民储蓄占比中可以看出，过去10年间，我国居民在国民收入蛋糕里的份额整体呈下降态势。 　　高房价也阻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是党的十六大确立的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中，将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转移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支撑我国房价持续上涨的一个重要暗含前提就是，中国要大幅度提高城市化率，从而对城镇住房有巨大的潜在需求。但过高的房价无疑阻断了绝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安家置业的梦想。 　　1995年年末，我国城市化率为29.04%;2009年年末，城市化率达到46.59%。14年间，我国城市化率增加了17.55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25个百分点。而在1996～2003年，房价温和上涨期间，我国城市化率年均稳定提高1.44个百分点。此后，虽然GDP持续高增长，但由于房价涨得更快，我国城市化进程速度反而放缓。2004～2009年，城市化率年均仅提高1.01个百分点。高房价无疑阻滞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不利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融合。 　　同时，房价上涨助推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形成。住房作为最基础、最大宗的生活必需品，其消费是构成劳动力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房价的持续上涨必然会传导到工人工资上，引起工人工资的上涨。 　　随着房价的上升，居民在住房上的支出大幅度增加。199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仅相当于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82%。2003年后该比例迅速上升，2009年达到创纪录的35.10%，较10年前上升了26.28个百分点，2010年为33.43%。当房价的上涨积累到一定程度，超过了劳动者的承受临界点后，必然会出现工资上涨对房价涨幅的追赶关系。特别是当房价上涨与劳动力的“刘易斯拐点”正好叠加在一起时，更易引起劳动力工资的快速上涨。而工人工资的增加就意味着农民务农的机会成本增加，农产品涨价则是水到渠成。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必将引起更广泛的工业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导致CPI出现新一轮的上涨。 　　泡沫化助推社会资本虚拟化 　　住房强烈的投资品特性扭曲了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成为中国社会资本“脱实向虚”的重要推动力量，极不利于实现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 　　首先，在房价持续上涨的预期下，越来越多的财富通过购房的形式转移到了政府与企业手里，在国民财富的分配结构里，居民占有的财富比例越来越低，结果是宏观经济的“三架马车”中，消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