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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20世纪维新活动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开始有很多人讨论关于日本政治体制在全面战争爆发时后勤方面的能力问题。有一种观点被广为宣传，那就是未来的冲突将不再是迅速的及决定性的事件，而是消耗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最后的胜利将属于在精神上和后勤上更为强大的政治体制。产生于这一讨论之上的是这样一种论点，即一场与西方的战争将不可避免。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30年代，开展一场“昭和维新”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响亮。这种呼声认为，不管是在陆地还是在海洋上，政府都在向西方投降。在海军大会上对军舰吨位比例（华盛顿海军条约规定：日本军舰主力舰的总吨位不能超过31.5万吨，航母总吨位不得超过8万吨，日本人认为这种吨位限制对日本不利。译者注）上做出让步，并且还降低了军队的规模，削弱了日本在亚洲大陆上对抗苏联的力量。被挑出来作为批评对象的是国会和政党政治家，以及高层财政及工业方面的领导。 　　位于这一批评最前线的是年轻的官员以及民族主义的市民，他们认同一个名为“帝国之路”派的军人团体。依靠军事化的民族主义理念，这些军人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诉诸直接行动以及恐怖主义，导致暴力事件颇现。他们受到的思想上的启发，可以直接追溯到新的维新主义的思想家，如橘孝三郎、权藤成卿以及特别重要的北一辉（1883～1937年）等人。 　　我们可以在这些思想家中迅速发现一些共同的主题。他们的思想中存在一种对宗教性献身的强调，对传统信仰中的信念的依赖。他们都提倡个人在对抗难以对付的敌对势力，对抗权力建制时的自我牺牲的能力，总之，就是要以死捍卫信仰。 　　所有这些新的“维新志士”都相信国家处于危机的状况下，因此必须予以“拯救”。然而，从他们的观点出发，导致这一危机的并不主要是外国势力而是日本内部的人民之敌。这样，他们指出官僚精英、巨型工业联合企业或曰财阀以及特殊利益及党派性的政治家乃是导致既有危机的根源。当这些人说到“维新”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指一次对国内秩序的彻底重建。 　　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家显然是北一辉，他的理念被认为是昭和维新的核心。作为一个???杂的思想家及名人，北一辉以一种神秘的对“妙法莲华经”的信仰来支撑他的革命献身精神。但是他也把这种宗教性与激进社会主义理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决定了他的政治宗旨。北一辉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趣形成于20世纪初期，当时他还是个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在东京，他经常参加同盟会的会议，这是一个由中国的革命积极分子组成的团体，其目的是献身于推翻帝制的活动。北一辉与同盟会的成员成为朋友，并且参与了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 　　北一辉理论的基础是这样一种信仰，那就是日本人应该立志实现的最高理想是社会主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纯正社会主义”。与国家的历史精粹相符合的是一种理想，而天皇制曾经就是这种理想的象征。 　　北一辉警告道，日本必须在“革命或亡国”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给激进的活动分子和年轻军官带来特别深刻印象的是北一辉的社会主义理念结合了与西方进行一场最终战争将不可避免的信念，这就使当时的不可拖延的不能妥协的行动成为必然。对于北一辉来说，恐怖行动或叛乱是打破掌权的宪政精英的权力，建立一个足够强大以从亚洲驱除西方势力的新的社会主义秩序的正当的手段。正是这样一种立即叛乱反抗国内政治的要求，给西田税这样的北一辉的虔诚信奉者，以及其他一批年轻军官（如后藤映范、矶部浅吉、村中孝次等）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让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发动了一系列的恐怖及暗杀活动。 　　在1930到1936年间，宪政精英中的主要人物被击倒了：浜口雄幸、井上准之助、斋藤实、高桥是清等一批人成为猎物并受到骚扰，其中一些人受了重伤。所有这些人都是内阁、国会以及高级财政和企业中的重要人物。浜口的死亡尤为重要。作为国会中的主要政党民政党的统治者，浜口反抗军队并且得到国会的批准签署1930年的《伦敦海军条约》。浜口致力于平民对军队的制御。他的死导致政治领导层出现混乱而且从此之后一直没能完全复原。 　　暴力叛乱的高潮乃是发生在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在这次他们最处心积虑谋划的事件中，反叛者，1400人的军队，占领了东京的中心地区并且捕获了内阁和皇室的成员。他们寄希望于得到真崎甚三郎和荒木贞夫的支持，但这支持却没有来到。这次兵变在两天后彻底被瓦解，而其中的18名领导者随后被处决（包括北一辉）。然而，这次事件作为十数次其他恐怖及暗杀行动的高潮，严重地削弱了当时的政治稳定性。关键的内阁一级的领导被暗杀，刺激了其他人潜移默化地犯下将宪法的中心转向“维新主义派”的立场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了一个名为“统制派”的军事集团的优势形成，使他们执掌大权。 　　统制派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包括像桥本欣五郎这样的积极分子以及其他来自名为樱会（成立于1930年的日本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