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文翔追风筝一代人.docVIP

易文翔追风筝一代人 　　“出生在一个讲理想的年代，却不得不生活在一个重现实的年代，是这一代人最大的尴尬。”这是社会对“七零后”一代人最经典的总结。关于代际划分的讨论，当今社会常以出生时间为界，并以十年为计，比如“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等。这虽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却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文化潮流的变化，被人们所认可。但如果仔细推敲，1976年之后到1980年代初出生的人，更吻合这一代际特征，如果不囿于“以整十划代”的思维定势，这一代才是当今中国最为尴尬的“一代”，笔者本人也是其中的一员。 　　这一代人出生在“文革”之后，经历了理想的重建以及重建后的坍塌，现已步入中年。回顾这三十多年的人生，不得不感慨我们这一代，除了在出生时间上掐点准确之外，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基本上处于一种不断被政策、潮流“甩掉”或“耍弄”的状态：在读书的时候，初中阶段，中专是香饽饽，于是有人早早地以高分考上中专，临近毕业，中专生已走投无路；读上大学的，正好赶上教育产业化，高校并轨扩招，教育成本疯涨，招生人数年年增加，校园难为“清静的学习之地”；大学毕业，国家不包分配，本科文凭不值钱，“毕业等于失业”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好不容易找到工作，进了事业单位的，不是遇上“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改革，被处以不同待遇，就是为了应付各种考核疲于奔命；进了企业的，为完成“绩效”费尽心力；招进外企的，加班是家常便饭，金融危机一来，首先被炒的就是这“第一代白领”。还有住房问题，“六零后”有福利分房，1970年代初出生的也有不少赶了个末班车，我们这一代，连尾巴都没抓到，却赶上了“高烧”持续不退的“炒房潮”，“荣膺”第一代房奴……这一代人，没赶上“六零后”把握住的“下海”经商机遇，不能像“六零后”迅速积累了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也无法像后来者随遇而安、及时行乐、提前消费，跟不上前人的脚步，又不能轻松地与后来者同行，这便是我们这一代的处境。 　　搭不上“车”的一代，也许是对我们这一代形象的比喻。这一代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最明显的表现：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努力地学会了所有规则，步入社会时却惊讶地发现规则已经在改变。对于这一点，这一代人都深有感触，每个人都能列举一大堆的事例。笔者谈谈切身感受的两点：知识和教育。因为改革在社会层面最有力度的变革是打破“出身论”、“血统论”，而对知识的尊重，高考的恢复，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让青年有了改变命运的平等机会，同时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和人才支撑。 　　首先让我们对比一下关于对知识的尊重。1980年代是一个追求人文理想的年代，“知识”在那个年代较之此前的“文革”时期，已得到了较多的尊重。1980年代中国现代化起步之后，文化在变革中被赋予绝对的中心地位，与之相应的，知识分子被冠以“精英”的称呼。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化英雄”，引导着新启蒙运动。进入1990年代，商业化大潮来袭，到199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的神圣光环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传媒明星（被大众媒体捧出来的“明星”），一切神圣的东西被解构，“消费”、“娱乐化”成为社会风气。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尚未见成效，就被怀疑和鄙视知识分子的“反智主义”撞得七零八落。1980年谌容的《人到中年》反思十年浩劫对知识阶层的影响，引发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关注，重新赋予知识分子精英地位。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又回到了对知识分子鄙薄、蔑视的路上，习惯势力的偏见如此根深蒂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新的滋养，在“反智主义”的宣告中，知识又沦为扯淡。 　　再看关于“知识改变命运”。在高考恢复后的十多年，这句话得到了印证。因为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理性回归的年代。老三届、新三届以及“六零后”和1970年代初出生的人，只要考上大学，大部分人都能得到如期的回报，“家庭贫困——发奋读书——考上大学——顺利工作——改变家境”在当年确是“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路径。然而，等到我们这一代人大学毕业的时候，也就是2000年以后，文凭在找工作的时候很难再起决定性作用。一位企业家“告诫”现在的学子：“文凭不过是一张火车票，清华的软卧，本科的硬卧，专科的硬座，民办的站票，成教的在厕所挤着。火车到站，都下车找工作，才发现老板并不太关心你是怎么来的，只关心你会干什么。”实用主义将上大学之前的十年努力以及不同大学能为学生提供的平台和资源全部抹掉了，简单地等同于只有价格差别的车票。这一点夸大说则是对名校、对高材生的轻视。“唯文凭论”不可取，但将尚存一点公平竞争意识的凭证贬得一文不值，将个人（老板）的看法作为评判的标准，其实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人，他们既掌握了话语权（社会公知），又掌握了实际的操控权（老板），似是而非的言论也暗合绝大多数人的心理期许（显然，清华的毕业生在全国毕业生中所占比例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