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合拍与中国电影产业历史与未来.docVIP

跨国合拍与中国电影产业历史与未来 　　[摘 要] 跨国合拍作为一种制片模式，经历了从早期中国电影“来料加工”的阶段到新时期以来可以提供部分资金但仍然缺乏技术优势的合拍阶段。审慎地观照历史与现实，这种资金的提供在大制作面前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合拍带来的产业经济效益的提升缩小不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当代电影技术上的差距。本文从合拍史的角度入手剖析一直以来存在于我国电影制作方的软肋即技术落后，核心技术被外方占有，指出若要为我国电影产业发展带来强大后劲，合拍中我方必须明确自身的核心利益。 　　[关键词] 跨国合拍；经济利益；技术提升；类型拓展 　　一、历史源流 　　1896年，电影传入中国后，大量欧美放映师和商人在推广影片时，也拍摄了一些电影，大部分是民俗风景短片，也包括一些新闻片。其中，拍摄带有一定情节内容的影片当属美国商人布拉斯基在上海创办的亚细亚影戏公司，该公司当时分别在内地和香港拍摄了《不幸儿》（1909）和《偷烧鸭》（1909）。后来，当时在上海做小生意的两个年轻的美国人依什尔和萨弗买下了布拉斯基的亚细亚影戏公司，同时决定同中国人合作，摄制紧扣中国现实生活的影片。机缘巧合，我国电影先驱郑正秋和张石川成为掀开中外电影合拍史第一页的人。 　　为便于合作，张石川、郑正秋、杜俊初等成立了“新民社”，承包了“亚细亚”编剧、导演、制片等全部工作。依什尔提供资金、设备并负责发行。具体分工是郑正秋负责编剧、挑选演员，并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张石川负责同依什尔联络以及指挥摄影机位置的变动；中国没有电影摄影师，依什尔擅长摄影，担任摄影师。1913年9月末10月初，合拍片《难夫难妻》在上海新新舞台首轮放映，反响热烈。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1949-1966），作为文化交往的一部分，我国也有过对外合作制片的实践经历。1958年，中、法两国合拍儿童幻想片《风筝》。1959年中、苏两国合拍的一部以表现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主题的故事片《风从东方来》。这些合拍实践虽然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但合拍策略尚未从宏观政策上加以明确，更未以一种产业运行的常态加以固化??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词，经济、文化各领域开始展开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电影也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79年，“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成立，标志着“合拍”开始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作为跨国度合拍故事片的历史性创举，中制公司先后协助日本、意大利摄制完成了熊井启导演的彩色史诗片《天平之甍》（1980年）和朱安里诺·蒙塔尔多导演的彩色历史巨片《马可·波罗》（1981年）。另一部由中、日共同投资的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82年）。可称作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合拍电影。“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引进外资，加速国内经济复苏与发展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线，电影业的合拍形式也因应了这一总体局面。事实上，合拍头十年中，由于中制公司经济实力不足，一般都较多采取协作摄制方式参与合拍，处于从属和附庸的地位，仅收取外方支付的设备、器材、场地、人员劳务等有限的协拍管理费用。合拍为中国电影带来的实际利益较少。 　　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后，随着国外大片开始以分账形式进入中国内地，这种我国提供协作拍摄的合拍片就开始陷入了低潮。“年产量从1993年57部的最高点逐渐滑坡，96年总产29部（含协拍片6部），97年总产25部（含协拍片3部），而到1998年，年总产仅为7部。”①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合拍片政策的再次放开，跨国合拍片再现高潮，如首部参与国际分账的中美德英合拍片《伯爵夫人》（2005年）；中美合拍的《功夫之王》（2008年）、《雪花秘扇》（2011年）；中芬合拍片《玉战士》（2006年）；中澳德拍摄的《黄石的孩子》（2008年）；内地、香港、韩国合拍《见龙卸甲》（2008年）等。 　　二、三次高潮 　　2011年6月，在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产业论坛上，有媒体询问中美合拍片《雪花秘扇》出品人邓文迪为何外国公司看重中国市场。“便宜。”邓文迪一语道破天机，“这边的工作人员工资低，善于学习也没有工会。”② 　　平心而论，邓文迪的说法颇具代表性。早在中外第一次合作拍片的1913年，依什尔依靠郑正秋、张石川等人进行影片摄制就已经开始奠定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外合拍的基本判断。追逐利润，永远是商业社会的不二法则。在电影工业的语境中，经济效益永远是第一位的，所有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增加影片盈利的拍摄制作模式都是正确的选择。除此而外，依什尔最初的合拍还向我们昭示了境外资本青睐中国内地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对中国的自然地理、社会文化以及风俗民情的神秘感、陌生感和好奇心。如何把握中国题材、或者使东西方交融的题材更易于为中国内地所接受，境外投资者还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