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亚军基因鉴定领域“超级明星”.docVIP

邓亚军基因鉴定领域“超级明星” 　　邓亚军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司法鉴定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十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非典期间，同事相继辞职，她冒着生命危险在P3实验室坚持了三个月。印度洋海啸国际救援，她率领中国团队从被看低到获赞“超级明星”，为祖国争得了巨大荣誉。她还作为首席科学家，从事包括亲子鉴定在内的司法业务近十年，目睹了诸多人间悲喜剧。让我们走近这位从古都西安走出的优秀女性。 　　从西安“走”到中科院 　　邓亚军出生于古都西安，从小学习成绩优异，高中毕业，她填报了西安医科大学法医系，被顺利录取。 　　毕业后，在西安灞桥区公安分局干了两年法医工作。她感到自己的技术水平还需要提高。1999年，邓亚军成了一名在职研究生。硕士毕业后，邓亚军正式从灞桥分局辞职，开始攻读博士。 　　读博第二年，邓亚军就被导师带到中国科学院工作，2000年，她参与了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人类基因组”百分之一任务的项目。第二年，她又参与了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基因组测序工作。他们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日本的一个实验室正在做另一品种水稻的基因组的测序，而且宣布2001年内完成。为了能比日本先完成课题，更是为了一份民族荣誉感，所里要求邓亚军和同事最好两个月内完成。 　　那段时间，邓亚军有时一个星期工作7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这个项目终于如期完成，总算不辱使命。任务完成后，邓亚军很累很累，就买了一张到北戴河的火车票，一个人在到海边大哭了一场，才觉得浑身轻松了许多。 　　率队参加国际救援征服外国同行 　　在多年的工作经历中，邓亚军参与过多次重大国内、国际事件的研究和救援，其中，她最难忘的还是“非典”期间从事SARS病毒的检测和分离工作。 　　那时候，SARS病人的血清谁看见谁害怕，邓亚军就带着血清坐飞机。SARS病毒被解码之后，为了验证病毒靠什么途径传播，邓亚军和同事从各地收集了500份SARS病人的血液、粪便和唾液，进入P3实验室进行检测和分离。P3实验室里是负压，对女性危害更大。邓亚军在里面待了整整三个月，体重下降了4公斤。因为样本量太大，邓亚军每天在实验室要工作9至12个小时，身边不少人受不了这样的负荷以及危险，都辞职走了，邓亚军一直坚持下来，这也是她离死亡威胁最近的一次。 　　在邓亚军近十年的DNA鉴定经历中，东南亚海啸国际救援是她所经历过的最曲折、最艰辛的一次。当时，邓亚军和其他4位同事被派往泰国，代表中国进行DNA检测与识别工作。忍着高温、腐臭等不利因素，邓亚军和同事在一排排的尸体堆里投入地工作。然而，他们第一批采集出来的DNA样本受到了污染，必须重新采集。 　　当时，邓亚军向国际DVI组织提出用骨胳作为鉴定样本，却遭到了西方一些专家的反对，他们开始怀疑中国DNA鉴定的水平和能力。经过争取，邓亚军和同事只能带着100份牙齿样本回国。这时，谁也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经过多次检测，这批样本始终无法得到准确的鉴定结果。对于DNA样本鉴定来说，没有准确鉴定就是失败。这个情况给邓亚军浇了一盆冷水。 　　无奈，邓亚军带着一位同事再赴泰国，向国际DVI组织反映情况。邓亚军用英文把检测结果做了详细讲解，一位韩国专家当场就摇起了头，意思是中国不行，只有一位美国专家对邓亚军的意见表示认同。邓亚军向国际DVI协作组建议更改流程，不再采集牙齿样本，全部改为骨胳样本进行鉴定。协作组仍对中国的鉴定能力表示怀疑。最后，协作组重新修改流程，每份样本既采牙齿又采骨胳。同时还提出一个要求，将第二批样本送往中国的时候，国际DVI组织派出5位专家一同前往。 　　在专家组成员的全程监控下，牙齿样本仍然做不出来。国际DVI组织随即决定向英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实验室发送样本再次检测。这时，邓亚军的领导坐不住了，问邓亚军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邓亚军自信地说：“我们没做出来，其他国家也做不出来！” 　　正如邓亚军所料，其他国家检测结果也不乐观，澳大利亚承诺一周内出结果，等到第10天，只做出了一个不完全的检测结果，等于没结果。韩国三周后才返回3个结果，但是没有提供必需的阴阳性对照，因此也属于不准确结果。英国、德国则始终没有返回结果。 　　就在邓亚军向外交部提交解释报告的当天，局面出现了转机，国际DVI组织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鉴于以前从海啸遇难者身上采集的牙齿样本无法检测出DNA结果，现全部改为骨骼样本进行检测。当年4月，第三批500份样本从泰国发了过来。 　　改用骨骼检测后，整整两个月，邓亚军和同事反复做着样本检测工作，最后终于取得突破。到6月份，500份样本共检测了473份（其他27份已通过指纹和牙齿等方式完成了识别），有404份提交了准确的DNA数据，成功率高达84.7%。当时，国际上对骨骼样本的检测准确率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