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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法”西方困境及其疗治初探 　　摘要：当代中国的法律面临“合情合理不合法”的困境，源于近代法律变革对古代情理法统一模式的解构，以嫁接西方的法律文化成就中国法律蓝图。因而，借鉴西方经验以解决“合情合理不合法”的困境就非常必要。文章以意大利学者登特列夫用自然法解决法律实证主义所导致的“合情合理不合法”问题为例，探讨了西方自然法经验对于中国法律的当下意义。 　　关键词：自然法；道德；强制性；正当性；情理法 　　中图分类号：DF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13、引言 　　古代中国讲求情理法的统一，于司法实务中实践着有别于他国的“情理法”模式，固然在情、理、法之间存在着某些矛盾与冲突，但其基本上能在儒家的纲常伦理中自我消化。法律近代化以来，这种模式受到广泛质疑，原因有二：一是社会进化观下认为西方法律模式优于中国传统法律模式；二是法律实证主义开始主导西方法律的运作，不断侵蚀着自然法思想的市场，以至于类似于自然法的“情理法”模式也受到了牵连。其结果就是，当下中国的法律思维基本上由法律实证主义所统治，而它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情、理、法的内在冲突问题，致使当下中国法律多有“合情合理不合法”的状况发生。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我们当既从中国传统中寻找法律资源，又当借鉴西方面对此种困境的疗治方法。 　　就西方而言，“合情合理不合法”的法律事故的发生，在纳粹统治时达致顶峰。西方学人多是从其自然法传统中寻找资源以求解决，意大利的登特列夫就是此种翘楚。他在1948年、1954年两次讲座中发表有关自然法主题的演讲，在于他充分意识到法律哲学在那个时代已经被高度极端化，即可以宽泛地界定为法律实证主义的学说霸占了法学人的大脑，法学人只讲法律而不顾及情理。登特列夫反对这样一种不健康的法学存在状态，他的两次讲座即是对这一现象的回应。他呼吁法学界重新思考“法律何以具有强制力”这一法学基本问题。在他看来，自然法作为实在法的伦理最低底线辩护，“即法律的道德基础为法律本身提供了‘责任性’”[1]173，换言之，作为道德表现的情理为法律提供了责任性笔者认为情理是为道德的表现之一。因为根据霍存福在《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与文化追寻――情理法的发生、发展及其命运》（《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3期）的观点，情理即是人伦道德。根据康建胜在《情理法与传统司法实践》（《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的观点，情的标准主要成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而理在儒家思想中也被伦理道德化。因而情理在此是为道德的表象之一。而此处将清理与西方的自然法相对，并非是一种无学术意义的类比，而是基于其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中的贡献及其自然法对现代中西方法律的巨大影响。且情理与自然法均讨论道德的法律作用，这种类比显然就有了基础。。 　　在这句判断背后，登特列夫实际上有着辛苦的论证过程。他认为研究自然法实际上有三条道路，即历史道路、哲学道路、历史与哲学相结合之道路。他坚持历史与哲学相结合的方式：在1948年的芝加哥大学演讲中，他将自然法理论的历史分类概括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并认为自然法持续不断地在发挥作用；在1954年圣母大学演讲中，他讨论技术的、本体的和义务的自然法理论，强调自然法是为法律的最低道德诉求，道德即是法律的最初正当性。 　　二、登特列夫以自??法疗治西方的“情理法”困境 　　1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9卷第5期 　　朱俊“情理法”的西方困境及其疗治初探――以《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为例 　　（一）芝加哥大学演讲：历史框架下的自然法与“情理法”困境 　　在登特列夫看来，自然法是持续不断地在历史与现实中发挥作用的理论。他将自然法依时间分为罗马自然法、中世纪自然法和现代的新自然法。 　　在罗马自然法时期，自然法实际上是作为技术而被应用。登特列夫分析了《法学汇编》中不同法学家对于自然法、国内法和国际法三者关系的不同表述，强调研究应该放在其共同点上，即法律的正当性上面，“这个主张，在后人眼光中，正是查士丁尼的法典最大吸引力之所在，它在法典编著者心中也占着极其突出的地位。这是普遍有效性据以成立的基础，似为一个合理的基础。唯有一个正义的绝对准则可能提供了这么一个基础，这准则就是自然法”[1]27。自然法在罗马法律体系的建构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罗马法学家们全力以赴的乃是要找出符合事物本性的、符合事实与生活之具体境况的法规。在他们眼中，自然法并不是一套完整而现成的法规，而是一个诠释的手段。这意味着，罗马法学家所谈论的自然法并不涉及“人权”，也并不是为人权寻求辩护，而只是在实际中为实在法寻找理论依据，是实在法的存在需要自然法的理论支撑。通过自然法的理论建构，罗马法建立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完整而和谐的法律体系。登特列夫对此表示出某种程度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