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学林》前世今生.docVIP

《九州学林》前世今生 一 　　《九州学林》这本学术季刊，是以中国传统文史哲为主的刊物，但也兼及中国传统视觉艺术与表演艺术，宗旨是以现代学术的方法，来整合传统学术的文史哲与艺术，以期符合现代学术的专业规范，同时也不至于丧失中国传统学术可以贯通文史学艺的精神。学刊的英文名称是Chinese Culture Quarterly，承袭自其前身《九州学刊》的英文刊名，一字未动，显示了这两份学术季刊虽然中文名称不同，却一脉相承，有着紧密的承袭关系。《九州学刊》是一九八六年我在美国创办的中文学术刊物，由于当年出版印刷技术的限制，在美国出版印刷中文学术刊物十分困难，同时费用不菲，出版后如何在两岸三地发行也是个问题，因此，编辑部设在纽约，而出版、印刷、发行的部门，则先后设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1986-1991）与台湾皇冠出版社（1991-1995），前后延续了十年。然而，真要说起《九州学林》的前世今生，以及我前后主编《九州学刊》及《九州学林》的渊源，还得溯源到更早的一份学术刊物，那就是一九七○年代在香港创刊的《抖擞》。 　　一九七○年代初，我当时还在耶鲁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博士，经常使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结识了一批参加保钓运动的年轻文史学者。其中有两位来自台湾大学的学长，一是就读哈佛大学历史系的龚忠武，二是从伯克利加州大学来哈佛搜集资料的郭松棻，先后与我联络，说香港大专院校和教育界的十几位朋友，创立了《抖擞》双月刊，是一份综合性的文化学术刊物，希望我也能参与组稿。《抖擞》双月刊当时在香港出现，反映了香港学术界与海外学者对中国学术及文化前途的忧心，希望能在海外尽一份薄力，葆育学术文化的种子，以免中国学术的全面丧失。主要的刺激来自中国“文革”对传统的破坏，同时又受到当时西方文化界流行探讨C.P.Snow“两种文化”（Two Cultures）的影响。一方面是感到中国大陆政治挂帅，打倒一切，抹杀文化传统，身在海外的知识人责无旁贷，必须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深刻反思，思考中国文化的前景；另一方面则是感到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鸿沟愈来愈大，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不但缺乏沟通，而且没有相互沟通的语言与思维环境，因此，必须跨越科学与人文的畛域，使两种文化有所交汇，共同携手开创中国文化的未来。 　　现在回顾起来，创办《抖擞》学刊的朋友，颇有些堂吉诃德精神，但又继承了传统儒家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文化关怀，知其不可而为之。虽然他们自以为政治上倾向社会主义的人间关怀，但在社会实践的具体行动上，却发扬先忧后乐精神，强调振兴学术文化。学刊名“抖擞”，乍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却取自当时流行的一句古诗，倒是“文革”期间大家耳熟能详的“革命语言”。一九七四年一月，《抖擞》创刊号出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收到刊物，发现封面设计素雅大方，版面尤其清爽，内容则以人文思辨为主，同时涉及中国科学史及科学方法的探索。在“发刊辞”右上角印着龚自珍《己亥杂诗》（第二百二十首）的末二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刊名《抖擞》，原来意义深重，暗含着原诗的头两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在“文革”横扫一切文化学术的时代环境，命名“抖擞”，虽然表面沿用了“文革”期间的“革命诗句”，实质上也批判了“文革”蔑视学术的风气。我记得大学期间，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我当时看到《抖擞》引用龚自珍的这首诗，感觉也是如此，好像胸中有口郁然沉寂的大钟，被人隔着太平洋，重重敲了一击，心灵受到震撼。 　　从此我就和《抖擞》结下了不解之缘，也认识了一批香港的朋友，一同为了九州的文化生气，抖擞精神。从未谋面的朋友，为了信念走到一起，而可以合作无间，是十分幸福的。最先是写稿，一九七六年兼任海外编辑，主要负责书评栏目，最后则直接参与编务，承担文史部分的编辑工作，直到一九七八年还兼任北美编辑部主任。我对香港的印象是模糊的，只在一九七六年与一九七八年暑假期间路过，但我热爱那片土地，因为那里有许多朋友在撒种，把麦粒埋进土里。他们的音容还不时会浮现在我眼前：抽烟斗的梁鉴添、瘦削清癯的文志成、表面木讷心里却燃着一团火的岑懋基、仪表矜持却笑容可掬的姚德怀…… 　　我和《抖擞》的同仁，因为编辑刊物的联系，书信往返频繁，保持了十年以上的同事亲密关系。有趣的是，我们编辑《抖擞》，全是义务劳动，不但没有薪资，还总要为刊物的出版筹集经费，自掏腰包。刊行近十年，邀约、投稿的作者，有不少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包括了科学家、哲学家、文史学者。当时的《抖擞》社长是香港大学理学院院长梁鉴添，在发刊词中说到，大家要同心协力，分享交流各种文化资源。希望把刊物办成一个开放的园地，期待读者群不局限于知识分子，而能“使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人士感兴趣，因此内容必须做到多元化，从文史哲、政治社会以至科技、艺术音乐都无所不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