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众年度生活“段落标志”.docVIP

北京民众年度生活“段落标志” 　　中国的传统节日是民众年度时间生活的重要“段落标志”，更是民众在感知时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化与社会秩序。北京作为文明古都与世界城市的混合载体，传统节日在它的生命体里以什么样的方式得以呈现，是一个值得深究也饱含意味的论题。 　　一话清明：祭祀是天 　　紫桐花开，清明到来。清明首先是表征物候的节气。古书《岁时百问》中记载，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节气清明是季节时序的标志，而作为节日的清明，是融合了传统的寒食节与古老的上巳节以及节气清明之后的节日呈现，它现身于唐代并迅速成长，影响力与波及面非前述二节可比，有学者曾指出清明节之所以取代寒食与上巳二节，是“文化节日对时间符号的让步”。白居易有诗云“风光烟火清明日，歌哭悲欢城市间”，点明了清明节的节日主题：悲戚与欢乐共存，歌声与哭声同在。清明节在唐代，与寒食、上巳交织与共，其习俗与文化蕴涵皆已基本定型，并影响至今。主要表现有四：祭祖扫墓、插柳避邪、踏青游春与游艺饮食等。 　　首都北京的清明，与传统社会中的文化意涵已经相去甚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节日的意义已荡然无存。相反，在祭祖扫墓的层面上，节日清明的意义一直或隐或显地被记忆、被凸显。一方面，北京的清明即使有假日的保障，也很难再现“四野如市”的景象。这主要因为大部分市民已经远离了乡土，即使是那些固守在密云、怀柔、延庆等拥有土地的农民，他们的生活理念与生活方式也已经远离了农业耕作的传统。大型机械的运用，承接市区农家乐的商贸，电子媒介等游艺新产品的层出不穷，让年轻人只知“钱”的重要，不知“闲”的奥妙。即使是生态环境的问题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远离喧嚣贴近自然的美好，但是这样的“远离”不再只是停留在“清明”这一特有的“节点”上，周末与假日的新 “节点”取代了清明踏青游春和游艺竞猜等功能。因此，今日的清明与传统之别显而易见。另一方面，作为节日的清明在北京依然有它顽强的生命力，这一生命力的最突出表现是清明祭奠亡故之人。 　　中华民族有深厚的尊祖敬宗与孝顺父母的传统，孝道贯穿于“生”与“死”的全过程。《论语?学而》 有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所谓“慎终”，即丧尽其哀、凡事必诚；所谓“追远”，则祭尽其敬、追念祖亲。中国古人认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生时敬养，死后祭念。“祭”者，乃是追“养”继“孝”的一种表现，体现了“报本返始”的文化理念。俗语有云： “清明到，儿尽孝。”今天，清明节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祭奠怀念是其核心。祭祀，也便成为清明最具生命力的习俗之一。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知清明节的过节形式也许有所变化，但是祭祀本身的寄托，不但没有减淡，反而有加强的意味。 　　二话端午：淡化有因 　　从时间的轴线去溯源端午的节日文化，层累的记忆与复合的主题日益聚集。从空间的坐标去比照端午文化，则显示出不同地区与不同族群的差异化选择。而无论是相通的记忆还是相异的选择，端午节的文化主题仍然是多元的。其多元主题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即恶月恶日的恐怖，图腾崇拜的遗存和纪念圣贤的精神。 　　历史上的北京城，作为元明以来的都城，上述三种元素呈现最集中的是“恶月恶日的恐怖”，也即对主宰人类命运的未知力量的敬畏与警觉。辽金元时期，端午节俗以国家拜天仪式为中心，同时又具有演武性质的射柳、击球竞技，是一种国家主导的节俗形态；明清以后北京的端午节强调的是家庭形态，家庭性节日民俗占居主导地位。不过，无论上述哪一历史时期，传统社会里的端午节日形态都较为完整，礼俗呈现则生动而多元。当下的北京城，因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力渗透，在“恐怖”自然进而“敬畏”自然乃至上升到禁忌与信仰的层面上的节日意义与力量呈现已经越来越弱。相反，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让屈原之于端午的意涵成为一种普世意义。因而，端午的另一层文化内涵被凸显，即纪念圣贤的精神。不过，现代社会尤其是大都市的空间语境中，节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仅仅有纪念的元素，而欠缺较为合理的纪念载体。于是，北京的端午只剩下粽子成为人们惟一尚能“狂欢”的对象。2007年12月16日，国务院通过并公布了修改过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端午节被纳入到了国家法定节假日的行列。有了假日保障的节日安排，人们首选的节日活动不是寻找传统的踪影，而是与往日的星期制度安排没有两样的休闲娱乐。 　　2013年6月12日，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北京城没有龙舟竞渡，也看不到史料上记载的比武与射箭传统。在东城区与朝阳区的京城街巷，除了吃粽子和个别地方有人贩卖红丝线、五毒香囊等辟邪手工艺之外，看不出这一天和往常有什么两样。这是京城的节日现实，它告知我们端午作为节日在京城已经淡化，其残存的碎片将在与各种力量相互磨合的过程中，成为未来节日复兴与重建的可能。 　　三说中秋：团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