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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代中区隔、错置与误读 　　英国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曾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的最后这样说道：“试图从思想史中找到解决我们眼下问题的途径，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谬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道德错误。而从过去了解什么是必然的，什么是我们自己具体的安排的随机性后果，则是获得自知之明的重要途径之一。”这句话提醒我们，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时代，我们的“自知之明”如果想要达成，就必须警惕现时代中的各种区隔、错置和误读。易言之，当我们面临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与问题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将之与过去或他者联系起来。很多时候，我们的所谓“联系”，实则可能只是出于自我的一种“预期神话”和“后观意义”。而由之建立的联系，不过是一己之私的主观投射与偏好选择，恰恰会造成古今中西、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扞格不通，甚至会造就一种自以为是的理性上的傲慢或良知上的傲慢。现时代中的阅读也是这样。 　　这种常识之见，让我们不敢高估阅读（无论阅读作品还是阅读时代）的积极意义，但也让我们不敢低估其潜在的危险。在阅读过程中，那些人们的先天禀赋、后天习得和信誓旦旦的观念，很可能制造出一种偏见与幻象，导致误读的发生。一旦将之主观武断地用于现实，必是一种错置。而这，是不会让我们自己觉醒、看清时代，通往一个更加开放和联系的世界的。亦是因此之故，我们下面对那些被新翻译出版的国外的思想类书籍的选择和阅读，是审慎的。之所以说它们被“低估”，原因有二：一是将它们与我们“联系起来去看待”的意义和必要性，还未被穷尽，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二是我们的“自知之明”，需要在它们揭示的错误和经验教训中得以证成，仍须对之进行一番理性的“试错”与“证伪”。若有此外的话，那就是因为作品、我们和时代社会之间，往往会形成一种有意或无意的同盟，他们只想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很容易功利性或随大流地将一些书籍拉入影响史的黑名单，用社会影响或商品的交换价值去看它们。而这太容易陷入自我，或将他者我们化了。 　　一、在他者的“起源”之处 　　毋庸置疑，重新思考那些过去的历史、再???通不过的观念和我们已经形成的世界之源，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意义的。特别对于当下来说，它们可能更为适时，更有鉴照作用。巴林顿·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与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二书便是这种思想努力和坚持的证明。这两本书，在视野与内容上都别出心裁，独辟新径，大开大合。前者不仅在时间上纵贯古今（从14世纪到20世纪），在空间上更是横跨东西（从西方的英国、法国、美国到东方的中国和印度）；后者则从“19世纪的文明已经瓦解”这一历史事件，来追溯它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以及它在20世纪所引发的“巨大转变”。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的是，他们所看到的“起源”，与我们的现在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我们是否在他者的“起源”处，也可以看到自身深处的某些还未被真正解决的问题呢？ 　　之所以如此发问，仍是基于一种将他者和我们自己“联系起来看待”的意图。而至于将不同的两者“联系起来看待”的基础何在，这就需要追溯某种可以共通的起源，在他者的“起源”处那里看到自己。具体说来，如果我们细心，一定可以在上述二书中，看到马克思那若隐若现的身影。巴林顿·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从英国的“圈地法”和“圈地运动”说起，认为英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取决于“农民问题”的消除，而民主的进步，皆是因为看到了社会的进步给农民带来的巨大痛苦和沉重代价。我们知道，马克思当年曾痛斥了这场全国大范围内的“圈地运动”，因为它是一种满带着血腥味的原始积累过程。他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最初批判，为后来的巴林顿·摩尔对自由民主制度、法西斯主义和东方共产主义这三种政治制度或模式的综合考量，提供了某种“起源性”的启示。在巴林顿·摩尔那里，这三种制度彼此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其相互转化的可能，当看它们是如何对待“三农问题”的。可以说，无论是哪一种政治制度，它们的产生和嬗变，都不可能与农民脱离关系。如果其只是一味地牺牲农民的利益，剥夺或减弱他们在农业的商业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粗暴地将农村结构整合进国家结构中，都将走向历史的倒退，进而丧失其合法性以及某种积极的“教化”作用。 　　无论是维持现状还是改变现状，巴林顿·摩尔都在提醒我们，到底是谁在为我们所谓的社会进步埋单，谁在为一个传统国家的强大和政治权力的雄起承担代价。与有着“农民”情怀的巴林顿·摩尔不同，卡尔·波兰尼更重视19世纪中的自由市场体制，及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或某种神话般的后果效应。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他颠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这一基本观点，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人类的经济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经济行为或制度，本应该由社会关系和那些非经济的动机所决定。在他看来，人不应仅仅是一个“经济人”，还可以是一个“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