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人权冲突伦理分析.docVIP

中西人权冲突伦理分析 　　【摘 要】中西方对于人权的理解并不相同，甚至存在显著的差异，论文从人权产生的根源、人权包含的范围及人权的处理方式三个方面，提出了中西方人权在伦理学上自然性与社会性之争、个体性与和谐性之辩以及理性与德性之别三个要点，浅要分析了中西人权冲突的表现及其原因。 　　【关键词】中西；人权；伦理学 　　1.引言 　　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取得了众多的国际化成就，中西方的交融也随之在许多方面得到体现，但人权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一个认知障碍。尤其是近年来，西方少数敌对势力总以人权问题为借口，多方责难我国，甚至欲图掀起反华恶潮，所以怎么对待中西人权冲突是一个伦理学上亟待阐述清楚的问题，才能从根源上理解双方的这种冲突和矛盾的合理性，最大化的避免矛盾激化，达到求同存异的和谐发展要求。 　　2.伦理学视角下中西方人权意识分歧表现及其原因分析 　　2.1自然性与社会性之争 　　中西方对人权的本质认知就存在着争议，这主要体现在人权的社会性和自然性不同上，即人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还是与生俱来的本性。 　　西方远在古希腊时期就开始关注人的自然属性问题，在探讨人和万物起源时，古希腊哲学家认为这都是由某种原始自然物质产生和构成的，其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了著名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论断，这是西方对于人之主体性价值研究的开始。之后到欧洲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将理性引进神学，强调上帝恩赐的基础是人的自然属性，这导致此后的西方哲学家在探讨人性问题之时，基本都是从自然性方面入手，强调人的本性是由自然决定的，即与生俱来。《伦理学》作者斯宾诺莎在著作中指出“理性既然不要求任何违反自然的事物，所以理性所真正要求的，在于每个人都爱他自己，都要自己的利益”。这些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基本决定了西方的人权理念，即人权天生，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 　　而在我国，对于人的本质问题，古代哲学家更多的联系着人事问题和社会问题，王充的“人之初，尤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王夫之的“性日生日成说”都是将人的本性问题联系到了实际的社会处境，不单是这些人性善恶的辩论，众多的人性义利关系之争亦都是建立在社会性的基础上，如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农食足而知荣辱”、贾谊的“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 [1]，都是在人性先受制于社会环境之后，之后才有人性的善恶之分、荣辱之别。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于人权社会性的思考，提倡在满足人的基本物质需求之后实现人的权利，这使得中国的人权相对来讲更具有客观性和现实性。 　　2.2个体性与和谐性之辩 　　西方早期人权意识的苏醒阶段当属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普遍将焦点从神权转移到人的自身，追求个性解放与个人意志自由，提出诸如“自由的第一原则就是意志自由”等口号。近现代西方哲学家如霍布斯、休谟等更加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霍布斯曾言：“自然权利，乃是每一个人有运用他的权力以求保全他自己的本性即保全他自己生命的自由，所以他可以有权利依据他的判断和理解去做他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事情。” [2]这些思想的影响使得西方的人权主张以个体性为主，强调个体的自由与个体的解放。 　　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多的讲究和谐，这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看来，人道与天道是和谐而统一的，即人应当与天统一，于是才有老子认为的“天人玄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孟子主张的“天人相通”、“尽其心，知其性”，以此来“知天”，后来者董仲舒的“天人相与”、王夫之的“天人一气”及朱熹的“天人一理”都是在不同的角度来论证这个观点罢了。 　　总之，伦理学上的中国人文关怀的终极价值是天人的统一，而将其付诸于人际关系领域，形成的便是儒家所提倡的“泛爱众”思想，墨家所提倡的“兼相爱，交相利”等等，这都是将“不辟亲疏”、“爱无差等”作为善的准则，也正是这种妥善处理人际关系、平等待人的豁达与理性，成就了中国人权思想中的和谐性，不以个体的好坏而以大众的和谐为中心，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权思想的核心。 　　2.3理性与德性之别 　　西方的人权意识的建立是理性的，更注重其在社会生活当中能否发挥其意识形态的功能，而中国的人权意识是一种规定，是对主体的行为与认知的规定，充当着道德教化的功能。 　　西方哲学的理性一直是西方各个领域发展的基础，贯穿于各个方面的同时也贯穿着整个西方的历史。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即开始用理性的思维来审视人的自身，这是人类早期自我认知的重要开端，并对此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如苏格拉底提出的“认识你自己”，肯定了人求真求知的理性价值，柏拉图亦认为理性乃人的最高规定，人追求真善美的前提基础便是获取真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反对神性的浪潮更是将理性代替了神性的地位，从而使得西方社会更为广泛的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