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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公众话语权感知研究报告 　　【作者简介】 　　谢新洲，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系主任。 　　研究方向：新媒体与网络传播、媒介经营管理、竞争情报与企业竞争战略。 　　主要著作：《竞争情报丛书》、《现代信息管理》、《竞争对手分析论纲》等。 　　李之美，人民出版社哲学与社会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 　　摘要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网络社会这一新的社会形态逐渐成熟。新技术打破了特定阶层或组织的知识生产和信息垄断权力，赋予网民多种形式的获知和参与权，并在话语表达中摒弃了身份、内容、渠道等束缚，话语表达更加开放自由，新的网络表达秩序也逐渐形成，公民民主权利在网络舆论中进一步提升，话语呈现多元化的复杂趋向。但网络制度建设和网民知识文化水平等，还存在薄弱之处。 　　关键词 网络话语权 构成要素 互联网语境 样本调查 　　随着网络等新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社会这一新的社会形态逐渐成熟。尤其是以SNS网站、微博等为代表的社会化网络平台兴起后，新技术打破了特定阶层或组织的知识生产和信息垄断权力，赋予普通网民多种形式的获知和参与权，体现出其赋权弱势的新特征。较之传统语境，公众借助网络这一信息平台，获得了知识生产和信息生产的可能，并在话语表达中摒弃了身份、内容、渠道等束缚，话语表达更加开放自由，新的网络表达秩序也逐渐形成，民主权利在网络舆论中进一步提升。可以说，低门槛的互动传播在一定意义上分散了传统的权力关系，并通过舆论和话语集聚起新的力量。 　　以频繁涌现的网络群体事件为例，“周老虎事件”、“瓮安事件”、“厦门PX事件”、“躲猫猫事件”、“杭州70码飙车事件”、“上海市交通部门钓鱼执法”、“湖北巴东邓玉娇案”、“广州番禺垃圾事件”以及2012年以来“表叔”、“房叔”、“北京PM2.5爆表”等众多网络事件，在网络的催化下，影响力不断扩大，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广大网民通过围观、传播、直接表达观点等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新闻事件，话语呈现多元化的复杂趋向，已经成为中国网络社会的一大景观。这种现象的出现，离不开公众知识文化水平的提升和公民意识的觉醒，但新媒介环境尤其是网络技术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我们需要重新来考量公众的网络话语权问题。 　　网络话语权的三重要素 　　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中，构成话语陈述有三个重要方面：说话者身份、话语实践所发生的地点和说话主体的位置。我们同样可以以这三个要素分析“话语权”的构成：即表达的资格、表达的空间和表达者的地位。 　　表达资格。传统社会对于话语权的建构主要来自权威。按照布尔迪厄的理论，权威的信度来自公众对于它发声的合法性的认同，而在各种社会关系构建的“场域”里，话语所指向的象征性权力只有获得了这种合法性，话语权才能够成立。在传统社会里，或者通过历时性的考察来认同权威，或者通过意识形态的“镇压”来树立权威。权威可以是知识型的精英，也可以是政治上的掌权者。而传统媒体往往充当着权威发声的传声筒，具有与权威相同的“面孔”。权威一经确立，便高高在上掌握话语权，信息的传播总是从上而下，鲜有反馈，也极少出现质疑的声音。但在互联网时代，说话者的身份改变了，传统社会“话语”的霸权被击碎了，每一个网络用户都可以自由发声，传统意义上的权威被极大的削弱和消解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思想，质疑“权威”，甚至每个人都能够成为“权威”，“民意”①在互联网环境下实现了汇集并能因为地位的改变而成为一种权力，这在传统社会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表达空间。传统话语实践所发生的地点就是市民生活的实践本身，就是各种社会关系所构成的“场域”，由于普通网民的加入和民意的汇集，构成传统社会各种“场域”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互联网所形成的以超文本链接技术为机制的新的“场域”里，民意形成了符号化的象征性权力，其影响力丝毫不比现实话语权弱，甚至有越来越强的趋势。 　　表达者地位。互联网时代赋予网络参与者表达的权利，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这是非常大的进步。它不仅大大拓宽了说话主体的范畴，而且改变了主体间的交往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政治民主化进程。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改变才刚刚开始，很多历史积弊并不可能简单依靠互联网就能得到改观，特别是宏观问题，如国家之间的交往、意识形态的斗争、文化对抗的延续，等等。事实上，就表达者的地位而言，如果话语主体没有说话的权利，话语是无法形成的，但即使说话主体获得了说话权利，也并不等同于获得了话语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述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霸权时，认为被统治阶级要积极争夺话语权，但他们也认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于被统治阶级的持续性同意，即被统治阶级也拥有话语的权利，但不是话语权。因为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话语权利，那么何来同意？统治阶级需要利用自身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