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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介言论表达规制模式 　　社交媒介的迅猛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变得非嵌入化，生活越来越不受某些固定社区或自然的控制，这种去控制化引发了用户特性的转变，即从“个体性向上递增”变成“个体性向下递增”：在传统媒体时代，草根群体的媒介形象缺乏个性，社会地位越高者，个性越鲜明；而当前，草根群体的个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因此，出现侵犯知识产权、垃圾信息、谣言等现象也就不足为奇，各种不同声音、假新闻甚至是谣言屡屡形成舆论的焦点，造成心理恐慌，形成吉登斯所谓的“现代化自反性”现象。 　　强化个人和机构的主导作用 　　截至2012年12月，新浪微博的注册用户数超过3亿，腾讯微博注册用户数突破4亿，网易微博用户数1.2亿。同时，有70余篇因微博言论获罚的新闻报道，有9部法律法规的全部或部分内容适用于微博。 　　2010—2012年，在社交媒介规制实践中，两个层面值得研究：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和因微博言论获罚案例的增多。就前者而言，在缺乏全国性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北京、广东等地出台了地区性规定或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高院出台了部门性办法。就后者而言，目前能够搜索到的因微博言论获罚的报道近70篇，一些轰动全国的大案件也和微博言论表达有关，最为典型的个案是“军车进京”，当事人和微博运营商均受到处罚。对微博言论表达的规制力度也逐渐加大，出现了一些有争议性的案件，如兰州教师陈平福因在微博等社会化媒体上发布文章，被当地判以颠覆国家罪，重庆男子因转发漫画被劳教两年，重庆方竹笋因在微博上不当言论被劳教两年等案件。 　　笔者统计了66篇因微博言论获罚的报道，发现处罚方式的分布如下：限制人身自由（如劳动教养、刑事拘留、治安拘留等）25次；经济处罚15次；道歉10次；禁言9次；其他处罚方式（如销号、警告、教育等）11次。总体上，上述案例反映了司法体制在处理社交网站言论问题时还处于摸索阶段，忽略了微博沟通的碎片化语境，使得言论自由权与社会既有态势之间的张力加大。 　　分析上述法律规定和案例后发现，对社会化媒介用户规制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如网络管理部门和地方公安机关，甚至??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教育考试行政部门，处罚手段多样化。公权主导下的问责形式，其特点是加大违法成本，必要时对违规者进行处罚，主要有：训诫、拘留、罚款、刑事处理等。这种规制模式强化个人和机构的主导作用，笔者把其归纳成制度化模式（福柯语）。这种模式是一种精心算计的模式，是一种有规则地制造痛苦差异的手段，它包含着一整套“权力经济学”。 　　“知识—技术”模式 　　如果说制度化模式的内在逻辑是政治逻辑，那又该如何看待社交媒介自身和法人团体甚至个人在规制实践中的所为？ 　　三大微博运营商都制定了大量琐碎而又详细的规制方式，比如《新浪微博违规行为处罚条例》中规定的处罚方式有：公示违规账号、加红标示禁止转发、解除关注关系、删除内容、禁止被关注、禁止发博、封杀等。搜狐的问责方式有：建立黑灰白名单、星级制度、“小黑屋”、锁定禁言等形式。微博运营商主要规范虽有不当，但又没触及法律的传播行为，如不当信息、谣言和侵犯版权的信息，“微博管理员”、“微博小秘书”、“微博自律员”等是具体的监控主体。微博运营商的规制方式有细化、可操作性强等特点，类似福柯所说的规训，遍布于社会化媒介使用的过程中，内容细微，在最低消耗但却是最大强度的状态下施展权力，制造出顺从性和实用性。 　　有的规制主体是法人和相关组织，比如违规者任职的法人团体，具体案例有赵普事件中的CCTV、“金庸去世”事件中的中国新闻周刊杂志社等。法人及相关组织的问责形式主要有解聘、停职、罚款、更正内容等，其中罚款的数额因主体不同而差别较大，高者竟达100万元。 　　违规者的自我规制也是较常见的形式，在林志波事件、郭美美事件、金庸“去世”事件中，当事人就是通过微博道歉了事的。自然人的问责方式主要是道歉，这种方式责任轻，损失不大，但是所担责任小于其行为造成的危害性。 　　上述规制模式主要是通过矫正机制进行持续不懈的改造，将不遵守规则的人暴露在全副武装的后果之中，从最微小的羞辱，比如关进“小黑屋”、信用扣分等，到经济惩罚，即便是最不显眼的偏离行为也不会被放过，并要加以改正。这是一种不同于制度化模式的规制形式，它追求精细和周密的测定，能监督和改造人们的日常行为、身份和活动。笔者借鉴了福柯的“知识—技术”一词来给该模式命名，其内在逻辑是商业逻辑，该模式针对的是人的思想，惩罚方式在人们脑中传播着符号的游戏，最终打消人们的违法、违规念头。福柯认为“它作为景观、符号和活动而无处不在，通过不断地对公民头脑反复灌输符码而运作，通过在犯罪观念前设置障碍来消除犯罪。”这是一种针对人体的“微分权力”，包含层级监督、规范化裁决和检查三种手段。 　　首先，在社交媒介中，监督技巧被广泛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