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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党企业家,黄金时代市场关系(一) 　　当大政府主义的管理方式淡出市场之后，企业家就会需求一种属于企业家自主选择的市场治理方式。众所周知，在漫长的士农工商社会结构遭遇到近现代工业经济的冲击之后，商业阶层，或者说是企业家阶层的地位迅速蹿升，一个最明显的现象，是企业家阶层不再继续沿袭过去那种利用财富资源，通过捐官的方式，为自己谋求政治保护的老路。这个漫长的政商结合的时代，到民国黄金时代开始之后，似乎真的过去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社会变化，读书人不再寻求将自己的知识卖给帝王家，不再寻求过去那种出卖知识获取的寄生生活，开始谋求做一个专业的、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企业家阶层，开始寻求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影响力，形成一种以企业家为主导的社会自治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之中，家族关系和乡党自治，就成为一种比较便利的治理方式。 　　乡党企业家的来由 　　一直以来，中国的民间社会都是一种家族形式的局部文化，皇权式的专制管制方式并没有打乱民间的家族文化关系纽带，相反，家族文化一直都存在着一种坚实的凝聚力，至少，在区域市场的交换意义上，家族关系的确保有一种传统的诚信文化，这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这种农耕时代的市场关系进入近现代工业市场秩序之后，迅速以其灵活性、能动性和低廉的合约成本，形成了一种市场自治方式和公司治理结构方式。 　　这正是乡党企业家的来由。家族本身存在于一个由亲属和支持者构成的庞大的传统网络之中，过去这个网络或许仅仅是一种区域交换的隐形载体，但如今，随着大面积工业化的发展，这种传统的网络因为企业家的创新作用，很快变成了一个跨区域的、具有自由市场征象的现代公司集团。 　　白吉尔先生对这样的新型企业载体进行了分析，他将这样的乡党企业细分为几种模型。第一是以共同的祖先为名义的企业家联合，这类企业家通常具有同样的姓氏；第二是以共同的出生地为名义的企业家联合，即人们熟知的同乡会；第三则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新兴的企业家会以一种共同的宗教信仰为名义，组建一些企业联合体，比如上海就出现以天主教为导向的企业家家族联合机构。 　　许多年以后，人们谈起这些以企业家为主要组织者的同乡会，会强调一种乡愁层面的温情与关怀。这不是一种抒情式的叙述，受到传统乡土情结的影响，黄金时代的同乡会，的确给太多有梦想的年轻人带去了安慰和帮助。某种意义上，这是那些生活在别处的人们乐意求助的地方。同乡会馆，通常会给来自家乡的人们提供职业甚至是资金资助的方便，帮助初来此地的老乡如何度过创业的第一关。 　　这听上去简直有些天方夜谭，但事实上，熟悉黄金时代企业家发展历史的人们必然记得，在上海滩，太多的企业家、太多的有钱人，刚开始来上海创业的时候，都是光着脚板，身无分文。日后这些企业家在撰写自己的私人传记的时候，一方面当然是要强调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愿意讲述各路同乡的鼎力帮助。 　　著名的虞洽卿的创业史，正是这样的一个经典案例。他15岁孤身一人来到上海，20年之后竟然变成中国当时海运业的大亨，而且荣登上海总商会的会长。习惯算命的人们，总是给这样的企业家传奇镀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比如众所周知的虞洽卿在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提着母亲熬夜做给他的千层底布鞋，光着脚的形象，就被后来的人解读成一个财神菩萨的形象。虞洽卿自己也愿意陈述这些传奇故事，似乎他的满天的财富是命中就有。不过，他也一直强调，在上海经营多年，除了贵人相助，他曾经得到过强大的宁波帮的金融支持、政治支持，因此，当虞洽卿发迹，在市场上有了足够的影响力之后，他转而成为宁波帮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郑伯昭。都说郑伯昭这个人在当年的上海滩以奢华的排场出名，各路富豪都愿意云集在他的门下，体验贵族的生活方式。事实也是如此，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上海滩所谓十里洋场、所谓时尚、所谓灯红酒绿，有人说主要是靠了郑伯昭的推动。他经营烟草起家，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的烟草贸易大王，而且是以代销英美品牌烟草产品占据市场，可谓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际贸易商。但很有趣，就是这样一家时尚型的贸易企业，郑伯昭的永泰和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东和雇员，除了一部分英美公司的股份，几乎全是广东人，是郑伯昭的同乡。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按照传统的解释，当然是亲不亲故乡人的逻辑，但如果仅仅归结于单向度的文化乡愿，并不能解释生意场上的利益冲突和成本算计。因此，还必须按照市场的逻辑来解释，即企业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要素，而来自同乡的人力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天然具有一种优势，这包括了双方的知情，也包括了一种合作上的信任。所以，更加理性的解释，应该是中国的传统乡愿文化与市场的自发秩序，构成了一种有效的整合。这形成了一种市场的选择机制，进而为广大来到城市创业的年轻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成本。因此，当政府和官僚的逻辑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