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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人伦破碎与坚守 　　摘要：中篇小说《春风杨柳》是葛水平的别具风采的乡土力作。透过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历史“转型期”晋地乡村的生动再现，葛水平辩证而理性地谛视了现代化进程中涌现的乡土人伦景观。 　　关键词：葛水平；《春风杨柳》；乡土人伦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2-0049-03 　　《春风杨柳》是山西作家葛水平①别具风采的乡土力作。作家以俊敏灵秀的诗性之笔，以晋东南乡村杨、柳两大家族尘埃散漫的争斗为背景，跳跃风云变幻的历史与人世沧桑，深入探寻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乡镇之变。面对这种文化置换，作家的感情色调是复杂的，她一方面尖利地暴露了古老乡土的生命衰败与伦理逆变，另一方面又诗意地构筑着“俗世有大爱”的乡土人伦[1]。葛水平坚信，“文学的本相是天幕上点出的星辰，孤傲的，让俗世中的人们因它而辨别方向，选择前程。”因此，饱蕴乡土挚情的她写出了家族间世仇的淡化与和解，写出了杨家兄弟良心发现、人伦复归的感人一幕，更写出了晋地新一代儿女小彩择偶时对流俗与金钱的超越与蔑视，这不仅为破碎的乡土语链重新黏合了固有的美善与明丽，更有力地表达了作家“愿人间温暖安泰”的美好祈盼。[2] 　　一、乡民—乡风：萎败与悲悯 　　《春风杨柳》首先是一个书写乡土血泪与生存艰涩的文本。故事中的上土沃和暴店就是当时广大村镇的缩影，而杨丙西为拐子儿子盖房娶媳所牵扯出来的血泪也是当时无数农家频繁上演的人生剧目。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就在这种亲情/金钱、道德/诱惑的绞缠中开始了他们的奋争与蜕变，这种乡风的萎败构成了作家凝视乡土的黑色风景。随着时代变幻，人事消磨，地主杨家的正宗后人只剩下了潞水河边上的五间土坯房子，杨家兄弟“一人两间半，日子过得细脚伶仃。”世道甫一改变，弟弟杨丙西为了奔富，凭着亲情纽带，将田地、孩子交托哥哥照管，去公社暴店开起了豆腐坊，生意有起色后，又带他的拐子儿子杨兵来乡里读书，学了手艺，为了给拐子娶公社供销社“吃供应”的姑娘小彩，杨丙西被迫答应了两年里盖五间大瓦房的要求。因生意利薄无法攒够费用，为了儿子他决定卖掉上土沃的房产，但村里的哥哥因为有两个电线杆子般竖在家里的儿子，想要留房又苦于无钱，在这样的窘境下，金钱与亲情展开了第一次博弈。为了钱，弟弟杨丙西不顾手足亲情，向哥哥明言：“亲兄弟明算账”，“哥，你想买，你就得给钱。”显然，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应不应该索款，而在于该行为本身隐含的价值逻辑与情感逻辑，当杨丙西忘了自己对乡土的信守，忘了当年为了外出而向哥哥的恳请，忘了哥哥替自己收种家里的庄稼，为自己照管少不更事的小儿……这种经济合理性对道德合理性的替代，就不仅是对“情”字当先的兄长的残忍，更是 一种不可原谅的自我异化与背叛。传统“德性论强调了道德对于人之为人的根本性意义，看到了人的内在品质的重要性。”[3]而在贫穷的逼迫下，满溢的情义还能一如既往地支撑乡土神话的绝对价值吗？哥哥杨丙尧现在不但感到自馁，而且对兄弟的残疾儿子都有“公家人”嫁，也打心里泛着酸气。可见，农村社会的日渐金钱化，正在冰冷地戕害所有乡民的淳朴灵魂，无论程度如何，贫穷的渺小与富足的强大都是让人无法漠视的。 　　从深层次上讲，这种血缘纽带的脆弱性其实牵动着整个乡土传统的当代危机。显然，葛水平不是一个因循礼俗社会的保守主义者，她不仅深知农民文化需要嬗变，更对这种文化代谢中救赎与畸变并存的含混性了然于心。这使作家对杨家的两个后人杨丙西、杨丙尧始终贯彻了辩证拷问的文化态度。他们固然无法代表新时期的理想农民人格，却隐喻着特定时空中农民的积重难返与生命异化。杨丙西是杨家的第一个不肖子孙，当哥哥死死抱定“七十二行，庄稼人为王的祖训，决定不要弟弟远行”时，他不顾祖训，也不顾祖辈留下的经商禁忌，毅然抓住了一个外出奔富的机会，然而，娶儿媳妇的重压让这原本属于新生型的乡土人格发生极度扭曲，除了亲情的冷漠外，他为了攒钱，还置生意诚信于不顾，做出的豆腐大大缩水。而杨丙尧作为杨家长子，对土地、对祖宗有着更深的虔诚与恪守，但在满足贪欲、刨坟挖鼎一事上，其乡土理性还是被击得粉碎，面对文物贩子许诺给盖十间大瓦房的强大诱惑，他反复掂量的结果还是承认了自己的无力与渺小，与弟弟一道借迁坟为名盗了祖坟。颇有意味的是，在掘墓的整个过程中，作家始终将杨丙尧推向前台，极力凸现了这个农村汉子的蒙昧与戆直，可谓给了古老乡土一个绝妙讽刺。正如作者对整个事件所挖苦的，“所有的都是演戏，只有最后数钱才是激动人心的真实。”当杨家兄弟到了为钱财而出卖灵魂的地步时，无论他们有多少绝望至致的无奈，都无法逃避这种个人选择的堕落，毕竟从存在本质而言，环境并不能绝对限定一个人的自由与抉择。因而，在为穷所迫的这代农人之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物质的肆虐与精神的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