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城中村”柔性化、异质化管理模式理论构想.docVIP

广东“城中村”柔性化、异质化管理模式理论构想 　　摘要： 广东“城中村”现有管理制度呈现刚性化、 同质化特征， 这既是城乡二元体制使然， 也是管理方式不完善所致。在“城中村”建立和健全以人为中心的、 有别于城市的柔性化、 异质化管理模式将有助于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具体而言， 这种理论构想包括三方面内容： 第一， 纠正过去的单边主义思维， 将“城中村”视为城市一部分， 并纳入城市发展的管理体系中； 第二， 建设“城中村”特别社区， 与城市管理体系中的“街道”区别开来； 第三， 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尊重乡民文化自身发展的独特规律， 避免原住民族群文化传承的中断、 与中心城市文化的疏离和代际心理的失衡以及其他不和谐因素。 　　关键词： 城市化； 广东“城中村”； 柔性化； 异质化； 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 C91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055X（2013）03-0077-07 　　一、 “城中村”： 中国“都市里的村庄”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 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在许多大城市， 新区建设和旧城改造同时进行， 城乡边缘带迅速城市化， 所有农业用地都正在或即将转化为非农业用地， 位于其中的村庄逐渐被城市包围起来， 形成了半城半乡特色的一类社区， 人们把它称为“城中村”。[1]1-2城乡二元景观并存是这类村庄的共同特点。我们可以为“城中村”下一个正式的学术定义： 原来的农村人口和建制， 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张变为城区， 改变了原来的生产、 生活方式和管理模式， 但仍保留其原有经济实体和族群联系的城市特殊社区。英语可以译为City Village。 　　“城中村”是我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它不同于国外的“城中村”（Metropolitan Village 或Urban Village）， 后者主要指移民团体聚居的特殊区位。美国学者约翰斯顿等（R. J. Johnston et al， 1986）在美国《人文地理学词典》中将“城中村”定义为： 一种居民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或种族特征的居住区， 常位于内城或转型地带， 是移民进入城市的聚焦点。如此看来， 国外的“城中村”不管位于内城， 还是城市边缘， 都是移民进入城市的一个“跳板”或“临时避难所”， 并非真正的村庄， 只是借用了“都市村庄”的概念而已， 这与我国原型即是农民村落的“城中村”有着本质的不同。土地私有制度决定了国外的“城中村”没有也不可能有我们这种由农村聚落转化而来的“城中村”。 　　“城中村”， 形象的说法是“都市里的村庄”。“城中村”是中国现代化、 城市化进程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城市化过程的加快， 凸显了包括“城中村”原住民身份、 民俗文化以及管理体制的变迁等一系列问题。“城中村”现象是农村城市化进程最具代表性的衍生物， 其中尤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最为普遍， 以广州最为集中、 典型， 且成为广州的一大城市特色， 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充分暴露出传统乡村与现代都市的内在差异， 以及在融合与相互激荡中所产生出来的同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矛盾性。广州市385平方公里规划发展区内除去已完成整体拆迁的猎德村， 尚有138个“城中村”。 按照不同的城市化程度， 这些“城中村”大体上可分为两个层次： 一个是位于城市规划发展区内， 与城市用地不同程度相互交错的村庄； 另一个是位于或靠近中心城区， 完全或基本被城市所包围， 已成为城区一部分的行政村。在经历“农转居”、 “撤村改制”， 到“农转居”人员社会保险计划等系列改造措施广州市政府实行改造“城中村”的政策， 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直接改村民户口为居民户口， 但保留村的建制， 依然实行村民委员会的管理模式。2003年3月30日珠村村民就在一夜之间变为城市居民， 村民委员会被保留下来； 2005年5月， 广州市启动对城中村新一轮的改造――撤村改制， 村委被撤消， 取而代之的是股份实业有限公司， 设两个社区合并管理， 这是第二阶段。2006年广州市再次启动有步骤的“农转居”人员社会保险计划， 以图彻底切断村民与村落的最后联系。以后， 虽然这些村落的建制相继被取消， 传统意义上的村民已经消失， 但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制度、 社会管理制度及与之相联系的“村籍”制度依然存在。[2]4这就使得原村落文化仍然具有存在和传承的特殊条件， 也使得“城中村”从未真正融入城市， 尤其村内“脏、 乱、 差”的现状也广为诟病，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 “城中村”仍旧被视为城市的阴影。 　　“城中村”问题， 实质是城乡结合部的问题， 它反映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体制上的矛盾， 这种矛盾正深刻影响郊区农村的正常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的健康发展， 也必将影响到未来的许多城市以及区域的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