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涛我电影是制片人中心制.docVIP

芦涛我电影是制片人中心制 　　《谁说我们不会爱》（原名《工体爱情故事》）开拍前，芦涛在北上广深等十大票仓城市，每个城市做了两千份调查问卷。共计两万份问卷形成一个数据库系统，通过数据分析，剧本故事最终成形。芦涛说：“现在年轻人喜欢干什么？他们喝酒的习惯是什么？甚至他们喝酒的动作，夜生活的时候怎么停车……我们都会做大量调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开发故事。这个过程决定了，这个故事一定和别人的不一样。” 　　电影即将宣传发行前，同样形式的问卷调查芦涛又进行了一次，这次的内容是目标观众。“我要主打什么样的观众，这些人常去哪儿，我应该怎么投放广告，采取什么样的营销策略……我喜欢用数据反映客观情况，然后大家按既定目标来工作执行。”作为《谁说我们不会爱》的制片人，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的芦涛丝毫不掩饰自己对数据和市场的偏爱，“你没有这个东西（调研数据）的时候，你的很多决策都是拍脑门——有时是你一个人拍脑门，有时是你们几个人拍脑门。当你拿到数据以后，会发现事实跟你们大家想的都不一样，甚至完全不一样。这能够让你少犯错误。想拍出一部精品，这是必须要做的。” 　　进入影视行业十多年来，芦涛作为策划、监制和制片人，曾参与多部影片的国际制片和发行工作，其中包括《伤城》《叶问》《画皮》《刺陵》《极速天使》等。由他担任制片人，杜淳、颖儿主演的都市爱情片《谁说我们不会爱》将于今年贺岁档上映。 　　光有激情不行，还要理性 　　大众电影：你作为制片人，强调数据和调研，但导演的创作很多时候靠灵感。当这两者产生矛盾时，听谁的？ 　　芦涛：我的项目一定是制片人中心制，掌握第一话语权的人一定是制片人。但“制片人中心制”是有一个团队、一个机制的，它一定是以市场为依托点。如果你拍这部电影是为政治宣传或者去电影节拿奖，那就是另外一套运作法则。我们做商业类型片，追求的就是投入产出回报，所以口碑、挣钱等是关键要素。尊重这个游戏规则的人，才能进入我们的团队。如果你是一个有别的想法的导演，我这个项目不会跟你合作——这是我们在合作前期就必须有的沟通和共识。那么在后期拍摄中，我一定会给导演发挥空间，尊重他的艺术创造感觉。我和我的合作伙伴全是特别好的朋友，不会出现打得焦头烂额的情况。在现场如果有分歧，我有简单的解决办法，我会说导演你自己来一条，再帮我来一条。 　　大众电影：拍了两条，最后还是要选择啊。 　　芦涛：晚上回去看片，两条放在一起比较，自然就能看出好坏，这个结论在现场不容易得出。如果这时还有分歧，那就干脆让观众决定。我们会组织观众看片会，把A、B、C、D不同方案拿出来，让大家选。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制片人还是导演，谁都没有权力说“我就这样”。因为大家都清楚，这是一个商业行为，要拍取悦大众的电影，而不是自己的电影。 　　大众电影：也就是说，你所谓的“制片人中心制”，并不是“制片人一言堂制”。 　　芦涛：对！制片人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工作，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什么事情如果硬着来，都是欲速不达，会出现很大问题。 　　大众电影：我理解你的“制片人中心制”，就是在一个电影项目中，资本意志是核心。但恐怕也有制片人持不同看法，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有一个制片人论坛，王中磊、江志强等都不约而同强调，“激情”对于一部好电影来说更重要。 　　芦涛：我做这么多类型片，其实我有个特别好的老师，就是美国电影、西欧电影。我一直在学习、借鉴它们。目前国产电影的所有类型，好莱坞都有，而中国的市场才刚刚起步，我们电影要学习的东西真的很多。一个好的制片人要能够发掘题材，要能够组织团队，要能够让老板的资本保值升值——你要是赔了第一部，第二部很可能就不会找你。只有盈利，才能建立良性循环。制片人只是一个leader，一个宏观管理者，他最厉害的，是组织一个团队，在对的时间里用对的人去干对的事。他用有什么样激情的人去干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很关键。 　　大众电影：也就是说，你作为制片人，不排斥创作者的激情，但是你会为这个项目选择一个正确的激情。 　　芦涛：对对，光有激情是不行的，要理性。 　　讲“夜生活”，而非“夜店” 　　芦涛：这是一部都市爱情片，聚焦在男女青年的夜生活社交。这个题材目前很少见，但明后年可能会出现一批，但《谁说我们不会爱》肯定是第一部。通过大量调研，这个概念我们在两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工体（北京工人体育场）是一个多文化的聚集地，不光是娱乐，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社交方式，那里聚集了很多18-30岁的青年人，能反映’85后的情感、娱乐和消费状况。工体代表北京，北京代表全国，所以你会发现，一二线城市的观众都能通过这部电影获得共鸣。我们的一个口号是“主角就是观众，观众就是我们这些主角”，大家会发现，这部电影里的所有人物都像自己身边的邻家男孩女孩，或者干脆就和自己一样。 　　大众电影：但也有人会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