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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用行政机关办法来管理行政学院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3年11月22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名单，周文彰不再出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职务。 　　周文彰的履历，可以归纳为从教师到官员，再回归学校去教官员。在海南的20年，周文彰从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成为“海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8年7月，他调任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4年后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09年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多年教学和从政积累的经验在行政学院这个教如何从政的课堂上得以施展，仅仅4年的时间，周文彰在国家行政学院推出了一系列力度不小的改革措施，理顺教学管理制度，在学员结业式上独创“一句话礼物”，收到强烈反响。日前，本刊记者专访刚刚离任的周文彰，解读他的行政学院风云录。 　　从“会什么教什么”到“要什么找什么” 　　《瞭望东方周刊》：什么样的机缘让你来到国家行政学院任职？ 　　周文彰：我做这个副院长，与在行政学院学习过有关。2008年9月到12月，我在行政学院英语强化班做班长。英语强化班停了6年没办，我来的时候是第一年恢复。班上面临如何把学风带正、如何把各种意见统一起来，保证培训的正常进行等问题，我这个班长就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学校就对我有印象，班里组织部的同学也对我有印象。后来中央调我来北京的时候，行政学院一些老师要调出去，中组部就征求我的意见。 　　《瞭望东方周刊》：来国家行政学院之前，对它了解多少？ 　　周文彰：一无所知。我长期为学，在小学中学中专大学这一系列的阶梯我都教过，从小学一年级教到博士，一级不落，所以对教学方面我不陌生。在海南工作的20年对来行政学院帮助也很大，怎么处理问题、怎么做领导干部都是在海南学会的。 　　《瞭望东方周刊》：听说你上任以来在行政学院推动了不少改革措施？ 　　周文彰：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理顺教学培训管理体制。这个体制在实际运行当中，我感觉到有一些摩擦、错位。摩擦就是由于工作的体制和机制不畅通，经常在教务部、教研部、培训部、进修部，还有行政后勤部门，有一些摩擦?? 　　我采取的第一个改革措施，就是建立教学培训联席会议制度，这三大部门和行政部门全部的一把手参加，每个月开一次会，任务非常简单，就是大家总结上一个月教学培训存在的问题，然后一起来研究解决。后来的联席会议内容超过了这些部分，有一些教学方面的改革都是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完成的，先达成共识再上报党委。以前没有这种制度连接沟通这几个部门，所以就会导致各自为政。 　　第二个改革是调整一部分部门的职责，把小教务变成大教务。 　　我们有三个教学培训部门，一个叫进修部，主要是培训省部级、国企领导干部；第二个是培训部，主要培训地厅级、少数县处级，和师资培训；第三个是培训中心，主要接受社会部门和企业的委托和合作培训。 　　后来增加了“应急管理培训中心”，2001年成立。国家的突发事件逐渐多发，自然灾害，群体性事件比较多，西方国家早就把应急管理提上日程了，中国和欧盟有应急管理培训的合作，我们在应急管理培训中心的基础上设立了一个中欧应急管理学院。 　　每个培训班我们都要制订一份详细的教学方案，比如教学目标和任务、教学课程安排、教师队伍的考核评价等。以前，进修部的教学方案都是由进修部牵头制订的，进修部和培训涉及相关政府机关统一制订。培训中心主要听取委托部门的意见，唯独培训部的教学方案是由教务部门制订的。这就造成了整个行政学院的教务部只为培训部服务，教务部成了培训部的教务部。这就导致了第一个弊端即教务管理体制不统一，第二个弊端就是影响了教务部去管其他事情。 　　我来了之后做调研，提出把教学方案的制订统一交给学院部门来做，教务部不再搞培训部的教学方案的制订，它的任务是参与，最后审核发布。教务部集中起来现在统管全院的教学培训改革。 　　2009年7月份我给教务部提出了18个调研课题，他们经过一个暑假，绝大部分都拿出了调研结果，这些稿子绝大多数都变成了后来学校的文件。 　　“一句话礼物”讲哭厅级干部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教务改革院内有反对声吗？ 　　周文彰：有反对声，主要是教研部门有意见。教研部门安排课程的权力受到了一些制约，他们的长处就是对教学业务熟悉，对课程内容熟悉，对学科前沿熟悉，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会什么教什么”，容易照顾老师，而不是严格以培训任务为导向。 　　我们提出了围绕政府工作设置班次，围绕政府工作配备课程，围绕政府工作编写教材，围绕政府工作建设学科的要求，先把课程确定下来再找老师，这叫“需要什么找什么”。 　　实际上教研部门还是有很大的自主权，比如经济管理专题班、社会管理专题班都是他们做的。综合性的培训班、进修班、青干班，这种一个月以上的，由培训部切成几个板块，比如公仆意识、公共管理、